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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抗战的政策和策略运用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不仅重视理论建设，提出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很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注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在毛泽东看来，理论落到实践的环节，很大程度就在于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所以，他也重点论述了政策和策略对于中共抗战和革命的重要性，并发展出一整套在实践中极具成效、堪称炉火纯青的政策和策略主张。 抗战时期，毛泽东论述的政策和策略的重点在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主阶级左翼)、地方实力派(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作为反帝同盟军，共同抗日；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坚决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降日派，而对其中的抗日派，既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又要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提出，国民党不等于顽固派，应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同时，又必须注意遵循一定的斗争规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适可而止，这是斗争的暂时性。总体而言，“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其重点还在于争取中间势力。在毛泽东看来，左右两翼都有其革命和反革命的坚定性，惟有中间势力是需要下大功夫去争取的。所以，毛泽东重点论述了如何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他提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同时，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争取他们，即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一步步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或者成为顽固派的同盟军。“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还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⑧充分认识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在中国的重要性和他们对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对他们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和相应的政策，是抗战时期中共的政治路线有别于战前“左”倾路线盲目排斥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共在政治上不断趋于成熟从而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表现。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政策的重点，就在于克服“左”倾路线的影响，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争取并领导最广大的民众投身抗日。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领导人的指示中指出，“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因此，“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此事望你们尖锐的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⑨随后毛泽东也指出，因为过去(指全国抗战前)不认识革命性质和长期性的特点，产生许多过左的政策，如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的盲动政策，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此时他明确提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应该实行政权组织的“三三制”，劳动政策切忌过左，加薪减时不应过多，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按收入纳税，保障人民权利，发展生产，奖励民营企业，发展抗日的大众的文化，实行这些有利于团结人民抗战的政策。“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⑩ 正是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又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和策略，同时极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才能在抗战时期获得大发展，并为中共未来的革命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与现实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