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施政改革 全国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和人口不断扩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共已经管理着19块根据地(另有统计为18块)，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在这些根据地中，中共实行了有别于战前苏维埃时期的一整套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标志的独特的根据地治理模式。这样的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抗战时期，取得了相当成效，奠定了战时中共大发展的社会基础，而且中共总结其中的经验，修正其中的不足，使其不断发扬光大，又为战后国共相争中的中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直至为1949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和建政提供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建政实践，是中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征程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一环。因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11)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施政，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实行了一整套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政策，集中体现了中共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并且明确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而提出的，尤其是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的人权、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保证土地所有权和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税收、尊重知识分子等各项政策。(12)如胡乔木所言，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发布，“不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更加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13)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对于中共根据地的施政变革当有更全面的认识。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施政，与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停止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也“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14)为了更好地实行这个政策，中共还提出，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应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政府法令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能抗不缴纳。(15)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相较于苏维埃时期的土改政策，看似有所后退，但是却适应了动员全民、一致抗日的形势要求，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而且，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非是完全不动封建剥削，而是限制封建剥削，以便在未来形势变化时再实行土改，消灭封建剥削，又体现了革命阶段论的特点。这项政策的实行，不仅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使他们成为中共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基本力量，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地主士绅和有产阶级对共产党建政的担扰和抗拒，从而消减了中共在建立尤其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并以渐进的方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根据地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为中共未来实现彻底的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减租减息”这项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在其实行过程中也非一帆风顺，也会遇到中共党内“左”的或“右”的阻碍，遇到农村中的地主士绅和有产阶级的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抗拒和阻挠，需要中共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才能将减租减息真正落到实处。在那些过往中共革命从未波及的地区，即便是温和的、比例有限的减租减息政策，也仍然使地主士绅和有产阶级失去其既得利益和真金白银，也会引起他们的反对甚至反抗，需要通过一定的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才能使这项政策得以贯彻。这就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对地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16)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内容和方式虽然不同，但达致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仍有其相似性，温和平缓的方式也只是相对而言的。 中共还在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具有社会改革意义的施政举措，如建立廉洁政府、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妇女地位、提倡自主婚姻、发展文化教育等等，从而使根据地民众能够实际体验到一个不同于过往的新社会。为了实行这些政策，就要“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17)从而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奠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社会基础。 中共还特别注重根据地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将最大多数群众一步一步的组织于工会，农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及民众武装团体(自卫军少先队)之中”。(18)如晋察冀根据地有1600万人，其中约300万人参加到中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如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童子军(儿童团与少先队合并)、抗敌后援会等组织中，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余。(19)中共根据地民众的组织性，远远高于国民党统治区，确保了根据地在中共领导下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原本松散的乡村基层社会被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再通过中共由上而下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由中心到末梢，如身使臂，可以充分发挥根据地的各种内在潜力，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未来的发展直至最后的成功，也是有力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