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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为因应抗战胜利尤其是规划战后中国蓝图而未雨绸缪。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就大会政治报告作了说明，其中说到，“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43)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压迫，逼迫所有还不甘心亡国灭种的中国人只能起而抗争，所以说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毛泽东在这里说到的“如何抗日”，实际上，就是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有利于人民革命的前景。正如他当时对外国记者说的，抗战就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政治制度，为此必须改组政府，使其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44)其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这条抗战路线表述为“全面抗战”，其含义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45)以区分于国民党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构和指引，最后“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46)从而“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47) 应该说，毛泽东在1945年4月这样说，完全为中共全党所认可所折服。但是，在1937年7月毛泽东刚刚提出这样的设想，不说国民党完全不以为然、不当回事，即便是中共党内，也“有同志不赞成”。这恰恰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公认的领袖之预见性与领导力。如同毛泽东所言，如果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48)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真正反映出预见和领导的重要性，这又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也反映出中共整个一代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进取，反映出中共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努力奋斗的精神和苦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在其治下的各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建政、施政举措，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导下付诸实践的，既考虑到现实中战争时期的特殊性，着眼于抗战的胜利，又放眼战后未来更长远的革命目标，追求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形式与内容统一，目的和手段一致，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使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而且为未来的革命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如同有研究者所论，中共“在战争中确实进行了根本的革命，尤其是乡村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他们“在村、县建立了新的政权”；“党组织最终变得更团结、更复杂，不仅扩大了社会吸引力，而且扩大了党，尤其是建立了重要的农村基地”；“抗战期间的经验产生了数千干部”；“中共一个村一个村地逐步获得了拥护”。(49)因此，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其来有自，虽然十分艰辛，却也大获成功。中共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即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其胜利的密码其实就蕴含在抗战时期的奋斗之中。 中共在战时的昂然崛起是作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国民党也不能不感知者，尤其是面对国民党统治的明显衰落，他们的感受更复杂、更痛苦、更忧心忡忡。不止一位国民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团结、抗战’宣传于国内外，颇收成效”。(50)国民党“何以不能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党的上层干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是现实问题。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51)“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52)蒋经国则认为：“工作中心没有将广大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作为重点……专为刮农民的、吃农民的之各种设施。”(53)甚而国民党内已经有人意识到，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最大的可能，“就是国民党垮台，共产党当政”。(54)坚决反共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研究了中共七大文件后，也承认“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上级与下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55)说到底，国民党也意识到服务群众、争取群众的重要性，但格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无法付诸实践。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一年前中共就已公开告诫过国民党。1944年8月8日，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而终告失守，《解放日报》随即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写了一段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之士其思之。”(56) 事实上，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中共又在酝酿和规划又一次的工作重心转变。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他还直白而恳切地对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说：“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57)当时局即将面临大转换的关头，这又一次考验着中共领导层的预见性和领导力，而以后的历史演进，则说明中共对这次转变的因应也是成功的。这样，由国内战争(土地革命)过渡到对外战争(民族抗战)再过渡到国内战争(解放建国)，历史经由一个轮回完成了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对于其中的主角中共而言，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是其奋斗目标，革命则是其中的主旋律，而革命的步骤、完成革命任务的方式和方法，则又由主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可以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抗战中的中共崛起之路，说明了这些，也诠释了中共的成功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