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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选制的实施与“三三制”政权建设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治实践的独创性和实践性，以建立广泛的、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参与为中心，集中体现在普选制的民主选举实践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两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之后，中共各根据地先后都实行了普选制和参议会制。中共提出，“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出来议事管事的人”；选举“是老百姓行使自由的头一桩事，我们要发展老百姓的自由，就得大量宣传，耐烦诱导，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凭着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参政，选举代表”。(20)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选举方式，使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得以秉承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并监督政权机关，可谓多少年来的破天荒之举，得到根据地民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事实说明了人民是需要民主，而且善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一切反对民主的借口，都被事实粉碎了。”(21)同时，也只有“尽力作到乡、区、县政权真正民选，才能使政权从豪绅地主手中转移到广大抗日民众手中”。(22)通过这样由村、乡、区、县直至根据地大区层级的各级民选，也有利于中共将组织体系扩展到乡村基层，发动群众，打破千百年来的士绅统治格局，重塑以中共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基层政权体系，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奠定广大的社会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可谓中共根据地普选制的代表。全国抗战爆发前，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公布，规定边区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依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凡年满16岁的边区公民(1939年改为18岁)，除卖国者、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外，无论其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对议会负责，由议会选举、任命、罢免各级行政长官、批准政府预算和各项建设计划、决定征收地方捐税及发行地方公债，创制、复决单行法规。(23)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人民应拥有的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在边区的制度设计上得以体现。边区议会既是民意机构，又是权力机关，体现了中共在根据地政权建设设计中的独创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边区参议会、县议会、区代表会、村民代表会都是人民代表机关，都是权力机关，都是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权力机关。一句话，基本上都是把立法与行政统一起来的政权机关，政府为其组成部分。”(24)徐特立说，我们“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形式主义的民主议会，建立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敢言而且敢做的议会，树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的基础”。(25) 1937年、1941年、1945年，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普选，选出了各级参议会，参选率都达到了选民人数的80％-90％，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根据条例的规定，参议员任期为3年，每年开会1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参议会闭会期间，设常驻委员会，由常驻议员代行议会职权，监督政府的工作。边区参议会之下，县、乡均设有参议会，村设村民委员会，与各级政府机构相配套，议行合一，决定各项地方事务，形成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广大乡村民众对于政治参与也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在陕甘宁边区，“在参议会中最受责难的是乡政府工作太不民主，乡上一切负担动员工作，都是由支部书记召集会议决定后，命令群众执行，群众非常不满这种秘密会议决定一切的办法”。(26)由此表明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 普选制和参议会制在中共各根据地的广泛实行，确为政治上的一大创举。此举不仅大大扩大了根据地民众的民主参与度和政治动员度，提升了广大民众对抗战和共产党的支持度及满意度，从而使中共能够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而且也是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政权理论的实践检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政权建设方面，中共在各根据地陆续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其大体架构是在具有战略性的根据地(大区)建立类似省级的政权，其下建立县、乡级政权；在大区和县政权之间，视情形建立管理若干县份的“行署”或“专署”，在县之下设管理若干乡镇的“区署”。这样的政权结构设计，与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的行政区划和政权设计，有其相似性，从而维持了在国共合作格局下的相对“统一”。但是，行署、专署、县、区、乡的区域划分，根据中共管辖的区域不同和实际需要，与过往的区域划分也有不少相异之处。更关键的是，这些根据地政权完全是在中共独立自主的领导之下，实行的是中共制定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政策。通过这样的建政实践的试对或试错的过程，不仅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而且为战后中共在各根据地建政范围的扩大和实践的深入乃至中共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建政和执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本的干部队伍。 中共特别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因为“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政权“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至于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机构，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从长远来看，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还要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经验，更必须锻炼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27) 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权，与全国抗战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相适应，包容了中共之外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别的政治代表人物，可以理解为是在全民共同抗日大格局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28)这种政权形式得到了根据地民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同，曾经到过根据地考察的各界人士包括外国人士，也对中共治下的根据地政治生态有相当正面的评价。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抗战中期以后，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逐渐加大，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日甚一日，中共根据地面对的内外环境越发严峻。这就需要中共更广泛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因应形势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在其建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明确提出应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在抗战中期提出了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习称的“三三制”政权。毛泽东还提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毛泽东特别强调：“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29) 在“三三制”政权主张提出后，为了在选举中也实现“三三制”原则，中共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改进。如在选举前通过协商的方法，各方联合提出候选人；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和威望，做群众的工作；在选举后实行共产党员退出及增聘党外人士的方式，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落到实处。这样的模式，实际就是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全民参政的民主实现方式，并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成为中共治下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不过，中共提出的“三三制”政权构想，并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是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必要途径。所以，毛泽东也提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同时，“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执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30)如何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社会下层是基础，所以毛泽东特别注重社会下层的政权建设，而且越到基层，情况越复杂，地主豪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越大，也就越需要通过共产党对政权的实际掌握，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力，而不是机械地要求人数比例的限制。中共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力的，不仅推动根据地的三级(省县乡)政权建设，而且也相当重视根据地的行政末梢——村级政权和村支部的建设。这与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建军之初，在“三湾改编”时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是同样的道理。中共不仅在军队中所有“连”级单位，而且在其他系统中相当于“连”级的单位，都建立起党组织，以确保党的领导落到实处。恰恰是在这方面，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力和对领导力的看重。据统计，当时中共党员约占根据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他们以支部为基层单位，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再通过各种外围组织，形成为党领导下的严密而有效的组织网络架构。“有了严密组织和有效动员的结合，即便是在抗战期间以统一战线为出发点，以‘三三制’为人事准则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党同样能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31) 对于“三三制”政权的建设，中共实际更强调上层政权的“三三制”对中间势力的示范和拉动效用，而对下层政权则更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并实行社会改革，以争取最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实践的结果也不无偏差，中共力量在下层还不能完全掌握乡村政权，而在上层中间势力代表的政治参与度又不够。这是需要在实践中努力解决的问题。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得到最早和最普遍的落实。1939年，“第一届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只临时聘请了少数的党外人士”。(32)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新区行政工作之决定》，要求“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33)1941年1月，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的实行‘三三制’”，“仔细的有步骤的大胆的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34)实际执行的结果，乡级政权大体达到了要求，县级政权和边区政权的中下级干部中，中共仍占较高比例，边区政府的中上层干部则基本保证了“三三制”的比例。当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等，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 为了推动“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推动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中共下大力解决“以我为主”的习惯性的“左”的倾向。当时，因为“党内认识不一致，思想有分歧”，“‘凑数’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三三制不过摆摆架子”，“拉几个上层人物凑凑数吧”。(35)而且，非中共人士参政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职无权。所以，中共中央就实行“三三制”发布的指示中，明确要求“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诸如“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对非党干部表示不信任，不接近，没有同非党干部共同工作的习惯”。(36)毛泽东还特意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他坦诚地向到会的党外人士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37) “三三制”政权不仅保证了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且争取了中间阶级阶层及其政治代表力量的支持，使中共根据地内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充分的照顾，根据地的内部团结得以巩固，并且可以此批评国民党排斥其他党派政治参与的垄断独裁统治。实际上，“三三制”政权的最重要意义，是对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的争取，而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所向，不仅对于抗战的胜利，更对于中共领导革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多次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38)在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39)而这恰恰是中共在全国抗战之前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40)刘少奇亦提出：“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中间势力在今天能对我们守中立或倾向我们，主要的是要使他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能赞助我们或善意中立。我们今天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主要是为战后斗争做准备的。目标应该放远些。”(41)这表明中共领导层力图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等政策，大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既关注抗战时期的当下，又着眼于战后中国的未来。所以，“三三制”政权，“既不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消退，也不代表背离过去。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行政和领导技巧。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通过‘三三制’表明他们有能力与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和共同有效地工作”。(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