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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怎样在中国发现历史 不过，从孔夫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认识路径与方法，乃至“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正在饱受质疑。2013年，美国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在共同出版的《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同年7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的书评写道：“就算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没能愈合1842年的心理创伤；那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这次冲突以后，中国四分五裂，先是被欧洲列强瓜分，然后是更具毁灭性的日本入侵。60多年前，中国军队赶走日本人，国家重新统一。但中国决心牢记这些伤害，不让它们被历史埋没。”⑩这段话隐含的意思是说，中国已经很富裕了，没有必要还念念不忘过去的悲惨历史。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忘历史的“自虐”性，反映的是小国心态，而非大国心态。他们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把历史与现实紧紧地联系起来。 这种来自现实社会的疑惑与质疑，其实具有广阔的思想与学术背景。大体说来，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思想界一改其“构建体系”的传统，转而进入所谓“分析的时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演变的结果，便把“诗学”推到了思想领域的核心位置。在这一学术大潮主导下，用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的话讲，便是所谓系统的哲学不吃香了，转而吃香的是所谓教化(edification)的哲学。所谓系统的哲学，便包括19世纪的历史学。其基本特征，是以认识论为中心，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一般被指称为基础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而教化哲学却以怀疑认识论为出发点，怀疑进步和最新论断，怀疑系统哲学和普遍公度性，认为“全部真理”这个概念本身就荒谬。因此，他们大都赞赏尼采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抨击，主张以文艺取代科学作为文化的中心，以诗人取代科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诗人和文艺创造开始在“哲学”中得到本体论证，哲学乃至历史学著作被当作虚构的修词学构造物来对待。(11) 受这种思想主潮影响最深的是文艺理论。其基本走向是在“文本分析”领域，先将社会历史因素乃至作者要素从“文本”中抽离出去，单纯对“文本”作内部要素考察，进而迅速地向文学消费与接受的维度发展，形成接受美学。这种抽离社会历史因素、抽离作者意图乃至驱离作者要素的文本分析，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强制阐释”(12)。“强制阐释”的立场与主张，与中国“知人论世”(孟子)的学术传统严重分离并对立。 “强制阐释”同样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出来，代表人物便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it)。由于他“排除了对起源、原因、出处、影响与目的等问题的关注”，“对历史过程的任何目的论或因果关系的观点持激烈的敌视态度”(13)，因而被称为反历史的历史学家。 “强制阐释”在历史理论上的典型代表，是波普尔(Karl R.Popper)。从波普尔的立场看，“从社会性质出发”无疑属于他所谓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而且应该是最典型的历史决定论，或者叫做历史基础论、历史本质论。对此，中国学者已经作了很有力的批评。(14) “强制阐释”对“从社会性质出发”这一历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挑战，大体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受到排挤，乃至发生了转型性的变化。以日本为例，从1945年到196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是日本史学界的主导。“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打破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的力量。古代史的藤间生大，中世史的石母田正，近代史的井上清、远山茂树等人，继承了战前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战后历史学。”“战后历史学是革命的历史学，也是民主化的历史学。它通过批判侵略战争、天皇制、封建制，展望了建设近代的和民主的日本，最终将实现社会主义。”不过，从1956年到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逐渐降低。(15)正如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所说，日中两国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基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而展开，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之风日益高涨，从而开始导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方法论。其主要特征，是以法国年鉴学派著作为指标，结合新发现或出土的文书、档案、简帛、石刻等来推进实证性研究。(16)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在谈到她个人的学术经历时则说，她求学时开始认识到，与其把“封建制”“资本制”这些外在的观点强加在中国史身上，不如具体考察一下历史上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17)池田知久描述了整体现象，岸本美绪提供了个体例证。 同样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开始“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思想史家们开始面对“一个独特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这就是说，社会史对思想史提出了“最大挑战”，“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导向看来已经发生”(18)。这种向社会文化史的转向，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主张的社会形态或经济结构史，尤其不是转向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而是转向对社会生活各种条件的描述。而且，在大的理论前提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假定或暗示”原本“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所以，所谓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社会史挑战，实际上就是抛弃历史整体论，走向历史要素论，以“要素分析”代替“整体分析”。这样做的极致，当然是走向碎片化。其基本取向，与“新清史”所表现出来的取向完全一致。岸本美绪所表达的情绪，正是“历史要素”思想。 在从“整体”向“要素”转向的过程中，一般认为，法国年鉴学派发挥了范式般的引领作用。据悉，在20世纪，年鉴学派“研究观念史的方法已经成为主流”。而第一代年鉴学派立场的基本特点，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很强调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一致性。但是，沃勒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年鉴学派提供的世界观似乎表达了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霸权和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抵制。”(19)这启发我们去认识，年鉴学派所谓回归时代，只是回归历史现场与要素，却不包含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所主张回归的时代，实质是所有制关系，而年鉴派所强调的时代是指所谓生态—人口学模式，并以此作为历史研究的独创性所在。在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看来，“要把这种独创性先验地归纳成一个定义是不可能的”。因此，费弗尔必然反对所谓“从唯意志论观点推断出所有社会转化过程的整个思想史研究的传统”(20)。看到这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波普尔关于历史决定论的那些话语。沃勒斯坦启发我们看到了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而非一致性。不将这种本质区别揭示出来，就无法通解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从社会性质出发”方法的驱离，何以总是与年鉴学派挂钩。 但是，对“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的驱离，在学术实践领域，往往会出现难于自圆的漏洞。“新清史”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新清史’的史学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是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意识形态。”(21)在笔者看来，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西方意识形态，就方法而言，就是驱离“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那么，它的结果怎么样呢？ 从驱离“从社会性质出发”的立场看，这种方法实则是将一种外来的因素或模式强加给中国历史。他们认为，与其将一种外部的模式套在中国历史身上，不如深入到中国历史内部，看看中国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这种观点的典型表述，就是柯文(Paul A.Cohen)所概括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或者叫“中国中心观”。这种学风，在欧美以及日本汉学界，已经具有主流性。 它看上去似乎很不错!特别是它还高举着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帜。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状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妙。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前提，是不作任何理论预设，以一种清零的立场和状态走进中国历史本身。这样的前提，显然首先就是不成立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当学者们这样去做时，必然会不断地关注中国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断地深入中国历史内部，因而不断地分解、分析中国历史的要素，将历史切片予以解剖，结果导致对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消解。这与其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毋宁说是淹没历史。当人们在中国所“发现”的不是历史整体，而只是一个个历史地域、时段、断片或要素的时候，或者竟然把这些历史要素或断片当作历史整体的时候，那么，历史的活体，就只能成为供解剖用的零碎构件了。这样的研究路径，与其说消解掉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毋宁说由之而映照出波普尔所谓“零碎工程学”的肢解性。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一个重大批评，即在于他们以某种历史要素肢解与消解了整体历史。这不能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只能说是“在中国肢解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内外要素的合体。所谓“没有外来因素的单纯中国史”的提法，不能成立。 将外来要素或模式强加给中国，从来无人赞同。就此而言，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是，“冲击—回应”模式属于内外要素结合论，只是主导性方面在“外”而不在“内”而已。 对“从社会性质出发”方法的驱离，是在坚守中国本位、反对外部强加的旗帜下展开的。所谓“外部强加”的顶层指向，即“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他们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来自西欧，非人类社会所普遍经历，不适用于中国。其实，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非仅仅来自欧洲，原始社会理论即通过摩尔根来自墨西哥。而且，即使是西欧，在整体上也并非完整地经历过五阶段。奴隶制主要集中于雅典与罗马，封建制主要集中于法国部分地区，早期资本主义主要集中于英国。对此，马克思当然完全清晰。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概括出连西欧都不能彻底涵盖的五形态(发明权并非属于斯大林)呢？就因为五形态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是将实际过程中的历史样本逻辑化的结果。借韦伯的概念讲，乃是“理想类型”。韦伯笔下的理想类型不具有普遍意义，而马克思的“理想类型”却具有普遍意义。所谓具有普遍意义，是指它具有尺度的典范性或典型性，并不表明各个地方的历史都实际如此，不然就不成其为“理想类型”了。源于历史的典型化序列一旦呈现出来，马克思说，那就仿佛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以历史的多样性、具体性去消解五形态，因而与马克思不在同一思维平台上。 因此，单纯地“在中国发现历史”，抑或将外来因素套在中国历史身上，都不适当。正确的做法，是将“内”与“外”两个维度结合。“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恰恰是内外因素的结合，而且是最科学的结合。因为结合得科学，所以很容易发现，无论是注重中国内部要素，还是注重中国外部要素，都可以从它那里发现学术渊源。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最新看法，其中最早了解到的看法，便是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199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会上，刘大年以美国学者柯文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为引线，点评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四派观点。其中点评到所谓“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主线论时，指明“他们强调中国是具有自身运动能力的实体，中国的近代是中国这个实体的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选择方向、开辟前进的道路所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国内部力量所决定的。无疑地这符合于历史运动的本质”(22)。 柯文的著作很自然地让人们想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尚钺，因为尚钺是强调“中国内部力量”的一个代表。甚至可以这样说，尚钺是中国主线论的先驱。但是，尚钺又不是单纯的绝对的中国主线论者。他说：“我们不否认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最后必然要归结到普遍性，即归结到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法则，这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23)归根到底，他是中外要素结合论者。他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在考虑许多有关历史事变问题时，首先必须学习运用毛主席的两点论和外因与内因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24)在坚守内外两点论的基本框架内，尚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样，牢牢把持着“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亦即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衔接、对历史发展普遍性的揭示。强调“普遍性”的结果，是容易被指责为以西方的历史阶段或模式套弄中国历史。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即从此出。尚钺被批判为把中国历史机械地与西方历史相比附，也由此而来。其实，“教条”“比附”只是研究过程中的问题。作为“原则”，强调“普遍性”“历史的法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中，乃天经地义。强调普遍性，非但不妨碍“在中国发现历史”，反而恰恰是真正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前提和保证。 尚钺既是中外要素结合论者又被指为强调“中国内部力量”的代表，二者并不矛盾。前者乃是基于对其整体历史观的观察，后者则立足于对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从柯文的逻辑出发，不能不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尚钺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来突出“中国内部力量”，不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又是什么呢？对此，柯文显然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他说：“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国历史的内部因素，即使在70年代前的西方汉学界，也被注意到了。”但是，柯文的敏锐与其说给自己帮了忙，毋宁说给自己添了麻烦。因为，他要点评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却悄然发现这个“中心观”原本在中国就存在着，这显然是一个起干扰作用的因素。因此，他显然有意避开了这一起干扰作用的因素，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不能确切说明发生了内部变化，原因有二，首先，未能断定这种变化完全是内部的；其次，至少有些中国经济史家认为实际上产生的变化不大(他指的是傅筑夫)。这样，中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否属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范畴，柯文在游移和含糊中，便回避掉了，但他的倾向又是明显的，即暗示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在中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他可以不涉及。(25)但是，柯文却忘记了，即使他的两条理由与倾向性是成立的，那也不可否认，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追问本身，乃归属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逻辑之内，是无法剔除的。 马克思主义史家本来就始终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以后者去抵消“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完全不能成立。 关于以所谓“中国中心观”去抵消“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在柯文批评所谓“帝国主义取向”时，有最典型的反映。他认为，帝国主义取向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可是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26)。这句话首先是针对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说过，中国在1840年以前，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柯文认为，这属于极端目的论的历史观。但他又说：“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正确理解帝国主义问题。”(27)显然，这又借用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思路。 总之，真正科学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现历史”，不是由于抛弃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恰恰在于他们运用了这一方法。而抛弃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的西方汉学家们，他们虽然标榜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实只是在中国肢解历史。很显然，只要是“人”的历史，无论地域、民族、人种，一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倘若不然，人类的交往就无从谈起，目前时兴的所谓“全球史”，也就无从写起。对此，不能理解为是把西方的模式硬套在中国历史身上，而应理解为是从人类全体的统一性与普遍性出发，看一看中国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亦即所谓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这样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历史根据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