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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所录文献，包括稿本一百多种，批校本二百多种，抄本四百多种。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祖上传下。先生父祖辈就藏有宋本《陶渊明集》，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通鉴通鉴》初印本等，达数千卷。这些典籍，有的流失，有的留存。 二，收集购买。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种典籍。如清济阳张尔歧撰的《周易说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活字本，国内仅存。清王澍手书原本《积书岩摹古帖》，乃从清代宫中流出。先生倾囊购得。 从各方收集名人稿本，如清吴县徐堂《韩诗述》、清秀水诸锦《仪礼义疏稿》、吴云《两罍轩收藏经籍碑帖书画目录》、郑文焯稿本六种，钞稿本如徐养原《顽石庐文集》、批校本如元和陈倬校《读书杂志》等，达数百种。 三，抄录编辑。先生从友朋处转抄过录罕见题跋和著作，有时如痴如迷。如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的《周礼注疏》校语；过录段玉裁、臧庸等校《仪礼注疏》的校语；过录《华阳国志》《经典释文》等书顾千里的校语；其他如抄录钱大昕、焦循、潘祖荫等人的校跋等，多为罕见者。甚至临终前，重病在身，仍在过录卢抱经书跋。 转抄过录后，汇集所得，编成书稿。如陆贻典《觌庵书跋》、《嘉业堂群书序跋》等，凡此有四十多种。 四，师友馈赠。前辈托付的，如曹元弼的《复礼堂日记》《北堂立言记》，胡玉缙的《辨俗编》手稿等。友朋见赠的，如《尔雅郭注拾遗》，系任铭善抄录赠送；《家语弟子补注》手稿本，乃丁福保所赠。 对于这些典籍，先生精心选择，写就《书录》，对上述各类文献，做了真实记录。所述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典籍本身的传布情况。 如《集韵》十卷，清康熙时代曹寅刻本，日本天保九年（相当于咸丰六年）复刻曹寅刻本，嘉庆甲戌等三条书录中，记载了书中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檮、钮树玉等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校跋语，藏书印章。 又如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了该书稿的流传以及刘承干嘉业堂，由施韵秋抄录副本的情况。再如，原存冯桂芬处、后归丁初我收藏的《唐诗鼓吹》，乃陈少章、何义门亲批校本，《书录》中，叙其流传过程，收购纳入的情况。 凡此，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共一千多种典籍。因为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所录的资料，真实可靠。 第二，与典籍流传有关的人物生平。 《书录》所载文献， 多未刊稿本。每部文稿，都汇集着学者毕生心血。有的作者，因时代动荡，萧然而逝；限于社会历史环境，未被人知，甚至不见记载。然而，所撰著述，甚为出色。如《水经注笺疏》存一卷，乃先生从残稿中录出。作者系慈溪林颐山，在《水经注》研究领域，“其功实不亚于戴（戴震）汪（汪士铎）”。赖此所录，方得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区的学术流变。 清朝咸丰以后，世态大变。就中国典籍而言，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等典籍的流散，引起众多的议论感慨。先生在《嘉业堂群书序跋》中，记载嘉业堂“收书于易代之际，《藏书志》虽积稿盈尺，仅什存二三，而刻书数千卷，实足与毛氏媲美”，刘承干先生“恣人录副，以广其传”的情况。在《独断疏证》条下，记载了自己与胡玉缙先生的交往、受教并蒙其托付，整理文稿的经纬。 《书录》所载社会变动和知识阶层状况，尤多江南地区文献流传、人物交往细节，如无此书，或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每逢时代动荡，典籍总有聚散分合。这一特定社会现象，揭示着文明的变异、展开与进化。《书录》未刻意阐述高深的哲理，而文化和哲理并非凭空存在，须有现实支撑。正是这些具体真实的记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斑驳多彩的文化空间。其中有参天大树，有茂密丛林，乃至生存过的纤细小草。正赖有此，中国文化的莽原，才显现出历史人文的广袤和雄浑；中国文化的天空，才显现出思想哲理的深邃和悠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才显现出延绵不断的顽强生命力。先生曾有一段令人回味之语:“人有遇与不遇，而书之传否，也有幸与不幸。”此千余部著作，一个多世纪，饱经动乱，遇到先生。与毁于战火和变乱的众多文献相比，可以说是“遇”而有幸了。 此乃《书录》学术价值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