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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为王欣夫先生上世纪60年代所著，系他人生最后时期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 所载书跋，或为旧稿，或为新撰，俱反复斟酌，方始写定。自己出资，请友人“耐公”（封尊五先生）小楷端正抄写，装订成册。 在1961年到1962年，写定六册，署为“庚辛稿”，乃因1961年为庚子年，1962年为辛丑年得名。1963到1965年，以每年六册的进度，分别署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又加以修改，并请友人郑翼先生校阅。1966年，撰写、誊清了五册。未署稿名。 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日记》记载，进医院前，仍在抄录题跋。病重之际，恰逢“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天气炎热，自云：“似置身洪炉中，必可成为百炼之钢。”当时的医疗和身心状况，可想而知。先生对前来探视的学生和助手徐鹏师说：“我的稿子，你要帮我。不然的话，就都成灰烬垃圾了。”人皆未料，两个多月后，留下诸多遗稿和毕生积累的藏书，先生竟撒手人寰，享年仅六十六岁。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徐鹏师受托，对存放在复旦大学先生住所的藏书和遗稿，加以归拢，仍存原处。上世纪70年代，“工宣队”进驻大学。指先生藏书，为“封、资、修”之“四旧”，当在扫荡之列。命家属限时搬出，否则，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书的”。 家属无奈，和旧书店联系，拉走两车，后多散落。又告知徐鹏师。徐鹏师闻讯，报告复旦中文系，把余下的书籍转至系办公室。同时，通过有影响的学者谭 其骧先生，向上海市主管领导反映。通过各方面努力，复旦大学同意将未送旧书店的藏书，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徐鹏师找出有价值的文献，归还王师母。如上述清代王澍的《积书岩摹古帖》——这是先生生前变卖师母首饰购得者。同时，收罗先生部分遗稿，加以保存。其中包括《蛾术轩善本箧存书录》清稿本的绝大部分，共二十七册。尚有一册清稿本及未誊清的草稿，和王先生的藏书一起，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非常重视这部稿子，曾特地询问并查看过。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笔者有幸，忝列徐鹏师之门。在学期间，读过此稿，并遵师命，和同窗一起，编成《蛾术轩箧存善本简明目录》，油印若干，散发学友参考。 此后，徐鹏师先后整理、出版了《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等先生遗著。又和原复旦大学教授，后为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一起，标点整理这部《书录》。 两位先生，不顾自身健康，放下手中著述，费时多年，方始告竣。其间，徐鹏师曾在《中华文史论丛》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过部分整理稿。 上世纪90年代，徐鹏师命笔者尽力联系，争取出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等先生支持，由吴旭民先生为责任编辑，在2002年出版了标点整理本。徐师特命笔者撰写《前言》，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流传情况，略作说明。出版不久，初版售罄。2012年再版。 标点整理本问世，王欣夫先生的学术成就，进一步受域内外学界关注。王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在《海上学人》等著作中，专门介绍王先生的事迹和为人。潘旭澜教授，从文化史的角度，宏观审视，发表长文《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介绍王先生的业绩和鲍正鹄先生、徐鹏师整理《书录》的情况，引起学界相当反响。其他学人有关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文章也多见刊出。 到本世纪初，徐鹏师感觉体力和精神不支，数次和笔者谈及王先生遗稿的整理。2003年3月，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夫妇请到家中，共同决定，将遗著托付给笔者。 受命惕若，夙夕在念，不敢懈忽。多年来与各方联系，王先生和徐鹏师的遗著，已出版数种。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这部著作，可望化身千百，流传于世。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师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