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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派相对立，顾颉刚、钟敬文等研究者却坚持寻求民间文学“真”的状态。1926年1月，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写了《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事实，我们自己愿意做的是研究；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机关改做社会教育的宣讲所，也不要把自己造成‘劝人为善’的老道士。”1929年，钟敬文也在一篇题为《关于<民俗>》的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民俗学的对象，既然是民间赤裸裸的信仰，习惯，学艺等，其中自不免有许多材料是现在一般教育家，政治家，伦理家等所认为不道德的反宣传的东西。但民俗学者的乐于亲近这些，只是把它当做研究的对象，而希冀从其中得到这一门事物的变化例则，成毁因果，简言之，是获一个‘真相’。”顾颉刚、钟敬文等学者都坚持学术的本质化，认为只要是“存在”、“真实”的民俗材料就有研究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派之外，已经有部分研究者跳出了文本研究的窠臼，开始重视口头性和语境研究了。这方面以董作宾对《看见她》歌谣的地理分布研究，和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时空变异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此外，寿生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中也指出：“‘事物’有死活，研究的途径也就不能尽同，我们不可把活歌谣与古史一样看待……‘歌谣’还是个活的玩意，它的环境还‘未变’，它的音调正年青，唱它的人正多，在它未倒床时它是怎么就是怎么，有目共睹，用不着我们费大劲故分派别说红道白。”这一观点甚至已经注意到了歌谣作为民间文学的某种“活性”。从此，民间文学的研究开始有意识地与实地搜集整理工作相结合。 （二）延安时期与“十七年”：从“主流”到“正宗” 当董作宾、顾颉刚等学者还沉浸在纯学术的世界中时，象牙塔外已经颇不宁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的任务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而文艺批评要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之下进行。政治权力开始介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采录等各个环节。民间文学的“经典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史现象，它变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运动，服务于政治，甚至成为了政治本身。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这种转变，是当时存亡攸关的历史情境造成的。一方面，抗日战争已经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发动群众抗战救国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要领导农民和无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要借助“民间形式”进行宣传。在这一时期，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态度主要是“发展和改造”，也就是特别重视改编创作，比如改造旧秧歌、发展新秧歌等等。在这场“发展和改造”民间文学的浪潮中，只有少数几位学者仍然坚持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如何其芳在《陕北民歌选》的《重印琐记》中指出：“我认为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来写作是两回事情，不能混同的。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努力保存它的本来面目，绝不可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测来妄加修改。”此外，以何其芳为代表的鲁艺学者还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不少搜集整理工作的经验。 延安时期民间文学经典化运动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民间文学在官方和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了。在权威领导者的提倡下，反对、轻视民间文学的声音几乎消失了。这种抬高民间文学地位的趋势在其后有长无消，直至“十七年”时期达到顶峰。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了。郭沫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讲话。在这段讲话中，郭沫若特别强调了文人与民间的“双向”改造。一方面，文人要“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借民间的镜子来照照自己”；另一方面，文人又要对民间文艺“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这两个方面虽然表面形式不同、方向相反，但都是树立经典的手段。 随着“左”倾话语的不断升级，民间文学的地位被不断地“抬高”。为了让民间文艺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试图从歌谣、传说和故事里找出“无产阶级意识”，或者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证据。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民间文学不但成功地成为了文学史的“主流”，甚至被推上了“正宗”的位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导论”指出：“劳动人民是文化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学史的创造者……民间文学与杰出的作家作品同样地应列入文学史的正宗。”在当时一些报刊评论文章中，“正宗论”更是走向了激进的极端，如“民间文学是正统文学，应该高升元帅帐，应该以民间文学为中心,改写中国文学史”、“文人是没有权利开文学之新路的。……他们以自己的文学作品加入了人民战斗的行列，成为民间文学的同盟军。但它成不了主力军”等等。这已经不是让民间文学“翻身”，而是把作家文学“踩在脚下”了。当然，今天看来，这些观点都是十分荒谬的。 （三）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回归学术本位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政治环境的相对开放，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也走上了一条更加自由的道路。之前三十年里的一批民间文学“冤案”得以平反，而民间文学研究也摆脱了所谓“主流”、“正宗”的压力，开始按照学术研究的自在规律继续发展。1983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进行了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该奖项评选出获奖作品86部，均为民间文学搜集成果的文字资料。作为一种官方荣誉，“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对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贡献作出了很大的肯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奖项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另一方面，“评奖”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典化手段，它挑出那些具有“进步思想”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并给以荣誉，符合经典化标准的，就获得高的荣誉。实际上，民间文学本身无意于创造价值，在“零价值”也就是“无标准”的自然环境中，民间文学是平等的，并没有一等二等的高低之分。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术事件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5月28日，《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发布，《意见》中规定： 总结以往搜集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开展普查，用科学记录的方法，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编选出各地区、各民族各种形式的优秀的口头文学作品。三套集成各卷本要严格注意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选入的作品，一定要符合‘忠实记录，珍重整理’的原则，避免失真。 在这里，对民间文学进行取舍定夺的标准是“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这“三性”原则汇集了之前几十年里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的经验，对民间文本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不过，“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要求，仍然是经典化思维下的产物。试想，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这部作品能否纳入精英知识分子“经典化”的视野，也就是所谓思想内容、审美价值是否符合主流文化的要求。 在新时期，除了对民间文本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之外，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时期民间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乃是能够超越文本本身，对口头性和演述语境加以格外的重视。与此同时，“田野”也开始受到关注。这都显示出民间文学自然的存在状态开始受到重视，而作为民间文学主体的“民众”本身，也越来越受到真正的尊重。 （四）申请“非遗”运动：新的转机与迷思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此，中国成为了《公约》的成员国之一。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它对非遗项目的评审标准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 （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 （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 （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可见，《办法》对于非遗所蕴含的价值是十分重视的，具有“创造力”、“地方特色”、“高超水平”，能够维护社会稳定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更有价值的，而“面临消失”的作品则是要优先抢救的。显然，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有“创造力”或“高超水平”的权力掌握在评审者手中，他们对作品的评判，是在知识精英的视角和理念下进行的。同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份通知强调“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并且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这显示出，在文化精英的眼中，非遗是一种“资源”，它的存在是为了被人们利用，而当这种资源面临消失的危险时，人们就要对其“抢救、保护”，以这样的方式让它得以传承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