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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针对此案有上谕称：“第念山东如此，他省恐亦不免。著通饬各直省督抚，随时访察如有蠹国殃民，著即从严惩办，以除积蠹而安良善。”这应该就是前文所言“另有旨”。同年，昌邑县令“剔蠹役，减车差”，“绅民立德政碑以颂之”。此外，“上年秋间兵差过境”当与中日之战有关，因为上年为甲午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此事竟然惊动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折蒙得朱批，具有了法律效力和行政效用，它在三年后的另一份奏折里成为了一个被援引的案例。 据称，与他县稍有不同，昌邑县属衙役多系中、富农，因充当衙役后可以狐假虎威撑持门户。这与当地的民风有一定的关系：“民多狡猾，颇好讼争。”上述案件的刘姓差役应属当地大族，《昌邑县续志》里可以看到众多刘姓人士，而重修红厓堤、城隍庙、关帝庙的诸位刘姓绅士就是例子。此外，暴动吏役首领里有一“渠魁”留下了姓名，叫傅常珠。他应该属于当地大族——虫埠傅氏。透过《昌邑县续志》卷五、卷六可知，傅氏一族先以武科出身、继以武功显世，“子孙掇巍科、登显仕者绵绵不绝”。这在昌邑县城图里也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那就是学堂东面、东门里的傅公祠。此祠又名傅刚勇祠，祭祀的是在咸同年间帝国危机中以军功官至提督的傅振邦，刚勇为其谥号。光绪十六年绅耆呈请抚宪奏准建立，“例入祀典，春秋二祭”。以此背景，傅常珠作为吏役首领，其威风可以相见。尽管地位卑贱、为人不齿，吏役在昌邑还是颇有吸引力，正如后来方志称，“昌邑胥吏权利之大，通省所无”。此言不虚，前番事情也不足为怪了。 到了清末，衙署积弊问题成为改革的焦点。例如，山东谘议局于1910年有两则议案涉及于衙役。一则痛斥“衙役之需索”：“东省之最扰民者，莫如衙役。县虽七班，每班有黑差百数十名，恃官长为护符，吸良民之膏血。拘传时索鞋掌钱，结案时索打扫衙署钱。名目众多，动需巨款，稍不遂意，鬼蜮横生。黑暗惨毒，实为人民之公敌。所有官民冲突事端，均是若辈媒孽之罪。现闻城乡巡警都已成立，凡衙门差遣、拘传等事，可由巡警兼任，何用此等爪牙。此弊应从速革除。”至于回复，则提到了自治：“衙役之需索，言之诚堪痛恨，去岁曾经通饬严禁在案，惟相沿已久，一时恐难尽革，必俟自治普及，审判厅设立完备，方为清源之举，现已计划进行，当可逐渐收效。”另一则提议“剔出衙署积弊”，“窃以治民之道，莫不以除害为先务。欲除民害，要即地方生害之源斟酌变通，其害斯除。地方上之害维何？一为门丁，二为差役。然门丁差役本为衙署中需用之人，欲尽事扫除，势固有所不能”。至于变通之法，第一项是裁撤门丁：“查各府厅州县衙署中，其最为民害者，莫若门丁。论门丁之弊端，首在朦蔽官厅，滥用势力，或勒索行户，或科派民间，尚属末节。至遇地方上词讼事件，往往卖票分肥，关说案情，甚至勾串劣绅讼棍及吏役等捏控舞弊，滋兴讼端，尤为地方人民之害。推其原因，皆由衙署之钱漕稿案签押等件，向用门丁分管。身为贱役，竟参与地方上行政事务，是以此等流弊。查部章裁撤门丁、改设承启官一案，早已颁发各省，通饬各府州县在案，现时兖州府署及邹县武城高密招远郯城等县业经遵章设立，其余未经设立者尚属不少。拟请箚催各府厅州县速设承启官，将门丁一律裁撤，所有衙署中之钱漕稿签各等文件均归承启官收发，门丁不参与政务，则衙署中种种弊窦庶可清理。至其他别项门丁，无关行政事务者，无妨各仍其旧。”第二项为限制差役：“东省大中小三等州县，衙役里差本有一定额数，当差之在卯簿者为明当差，不在卯簿者为暗当差，现时州县地方除在卯簿之差役不计外，暗当差者至多有五六百人，至少亦百余人不等。试问衙署中如许差役若何生活？无非剥取民间，是以一遇讼端，贪求无厌，任意勒索，如虎如狼，择肥而噬，其狡黠者习与性成，相助为虐，尤堪痛恨。方今民穷财匮，若留此多数蠹役，任其肆行，剥削民命，益将不堪。”所拟变通办法七条有：一、拟请饬下各州县官遵照定章，衙署须用办公差役若干人，确定额数，以示限制，惟捕役不能确定数目。二、各州县自治区域业经划分，仿照湖南办法，由各区绅董按照确定额数择送民壮快班若干人到署奉公，其非择送者不得滥入，但皂班捕役不在择送之列。三、旧日在署之差役，其人忠厚朴诚者，亦准各区择送。四、差役工食仿照直隶办法，如有诉讼事件，由讼曲者缴讼费京钱十千，作差役工食之费，以外不准丝毫多索。五、差役如有不尽职务及舞弊需索情事，一经发觉，由绅董呈明地方官立予撤换，若地方官查知斥退者亦同。六、凡在署奉公差役，须有一定服色，持票传人时，须以票上红名及服色为凭，以示区别而杜朦混。七、本规则为现时暂行条例，俟审判厅设立后再行照章办理。可见，蠹役之害在这些议案里得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它们正可作昌邑吏役生态的参考。作为“临时议会”，谘议局针于衙署积弊的议案都提到了自治，而昌邑县议参两会在1910年就已成立，它们提出的三、四项议案分别针对衙役和书吏的陋规费，这在当时极具代表性。 许殿魁和吏役是议参两会所提议案的直接受害者，而为数众多的吏役则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加上他们在衙署前最先被强迫剪发，因此成为了此次暴动最早的策动者。山东谘议局的另一则议案针对“烟赌之腐败”称：“东省烟馆赌局向来最多。烟馆虽奉明文严禁故事，别立名目售者仍是，此数殊于禁烟宗旨大相违背；赌局则城镇乡社村落各处林立，每逢集市赛会迎神演戏之期，更形昌盛。土语：‘开山’。衙役为之保护，朋比为奸，不堪设想。此非弱国殃民之兆乎？若不速为严禁，不知成何结果。”这则议案为衙役与许殿魁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佐证，而许殿魁在暴动中亲自上阵，“骑马持械”，重现了其作为前朝武官的雄姿，可谓前有利益受损的切肤之痛，后有强迫剪发的切齿之恨。然而，暴动的最终实现还是靠以梁怀思为首的士绅的领导，这是由他们在地方上的领袖地位决定的，何况士绅与三班六房本身关系就不简单，剪掉的发辫又将他们再度结合起来。总之，士绅才是此次暴动的“画诺”者，吏役则是具体执行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