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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霞亭讲，1910年昌邑县县议事会和县参事会（以下简称议参两会）即已成立。“议参两会的议员，是由全县城乡各区人民选举而出。其被选之人多系乡区教育界知名之士。这些人士还绝大部分受同盟会的影响，富有革命进取精神，且有救国救民的抱负。而城区的土豪劣绅梁怀思（号称梁三爷）、夏俊魁（号称夏老太爷）、及其二子夏文彬、夏文华和魏桂五等，在全县选举当中则均落选。他们即在城内组织了一个城区议事会，保持他们的势力。又加上他们在历史传统上，一向是与横暴著名的三班六房有密切的联系。”当时县议参两会，为了厉行新政，兴利除弊，通过了以下四项议案：（一）戒鸦片、禁赌博。（二）取消盐场场官对农民小贩到盐滩晒盐户买盐的，额外加税的陋规（昌邑本是产盐之区，在清朝一代，将全县食盐每年应纳盐税已平均在地丁粮银里，随粮征收，故无论在盐滩晒盐户买盐，城市集镇买盐，均系自由买卖，不准另行征税，所以昌邑全境亦无官盐店之设）。（三）取消县衙门的衙役下乡传案，要吃差饭还要拿写钱，改为按里程给川资。（四）取消先说过堂各项差费，而后才能呈案候审的勒索的恶习。此举影响也极为明显：“这些为民兴利除弊的议案，不仅取消了班房衙役对乡民的讹诈，而且也杜绝了城内豪绅以串官说情为名，而行其敲诈乡民之实。因此豪绅与班房对议参两会痛恨入骨。”此即王霞亭所谓惨案发生的“远因”。 二、如丧其元：新旧精英冲突与政治象征 在清代，州县是“一省之内的最小行政单元”，“在州县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地方自治”也是以州县为基本单位。而清末新政以及州县社群的深层变动是事件发生的根源。那么，为何演说员的强迫剪发会使深伏其中的“惨案之根”以这样突兀、激烈的方式袒露出来呢？ （一）帝国雨露：巨绅梁三爷及其家族的崛起 政治象征与社群冲突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案件的“症结所在”，而以士绅为主的传统精英与以“新学界”为代表的新潮精英之间的博弈，是这一事件的显著特征。其中，传统精英的主要代表有四个，即梁怀思、夏俊魁、魏桂五以及许殿魁，他们都是县城里的头面人物，都可以被称为“爷”。而梁怀思被称为“巨绅”，“人皆呼为梁三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昌邑县续志》里，作为能与地方官续修县志的“缙绅先生”，“同知衔梁怀思”列入“修志姓氏”的“采访”名目。对于梁三爷，这本志书透露出了多方面的信息。 首先，梁怀思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家族。在《昌邑县城图》中，在县城西南角城门的正面有一座壮观的“梁氏八世同居坊”，这是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建德县知县梁怀颜所立。方志里的一篇孝友传记说明了这座坊的由来：“梁克襄字君弼，南隅人，历世友爱，忠厚勤俭，为一邑之望。自襄上溯至思诚，凡四世，下传怀颜、鸣珂、骏声、宝庚，亦四世，至今八世同居。一切家诫多订自克襄。家居近百口，耕读经商，各执所业。其治家，米盐琐屑，咸归条理。光绪二十三年抚宪李秉衡奏请旌表，赐银建坊，题碑忠义孝弟祠。”此坊是梁氏家族名望的一个证明。这个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人，一是梁怀颜，附贡、选安徽建德知县，一是梁鸣坤，廪贡、海丰教谕。他们的众多亲戚因此获得了帝国的封赠，如梁廷瓒以孙怀颜贵貤赠奉政大夫，梁克福以嗣子怀颜贵赠奉政大夫，梁克禄以亲子怀颜贵赠奉政大夫，梁克襄以侄怀颜贵貤赠奉政大夫，梁克贵以孙鸣琨贵赠儒林郎，梁怀德以子鸣琨贵赠儒林郎，隋张氏以孙梁怀颜贵貤封宜人，于氏以嗣子梁怀颜贵赠宜人，李王李氏以亲子梁怀颜贵赠宜人，张氏以夫侄梁怀颜梁怀颜贵貤赠宜人，徐逄氏以孙梁鸣坤贵貤赠安人，郝魏氏以子梁鸣坤贵封安人。相关报道显示，一个“业已正法”的“倡乱省绅”名为梁怀怡，而梁怀德也因牵涉此次案件被“要求正法”。虽然地方志没有透露出直接的证据，这些记载却足够表明，梁怀思是这个大家族里的一员。梁氏家族命运的改变与帝国有着莫大的关联，这也是一种极为典型的方式。 其次，梁怀思的这个正五品同知衔应该是通过捐纳获得的。这恰恰是梁氏家族崛起的“秘密”：梁怀颜由附贡得选知县以及其子梁鸣坤以廪贡得教谕，都是通过“例仕”实现的，也就是所谓捐钱买官。一份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恭呈御览的履历证实这一点：“梁怀颜，山东昌邑附贡生，年四十八，由新海防遇缺先知县，原选山西蒲县知县，题明改选近省，今掣签安徽池州府建德县知县缺。”经查阅，新海防例在光绪十五年。光绪十年至二十七年间，与梁怀思相关的捐纳共有七次，捐纳银数高者近四千两，低者也近一千五百两。这本是帝国危机频现的征兆，而对梁本人以及其家族来说却是难得的改变身份的机会。尽管与科举正途相比，这只是一种“异途”，它还是使梁得以列于缙绅之列。但是，直到续志的光绪三十三年，甚至帝国灭亡，这还只是一个没有落下来的空衔，这应是梁没有在方志的例仕里出现的原因。 再次，作为缙绅先生，在县志里有关梁怀思的记载还有多处，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相关内容，那就是“急公好义”，它经常用来形容一些绅士的善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