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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吏役是本省本州县服役的本地人，而州县官是外来人，因此州县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特殊格局：不断更替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据其职久操其事且老于世故的当地吏役。州县衙门中吏役的实际人数（包括常年的、额外的、挂名的）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数额，尽管职役卑贱，他们却构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州县官们依靠他们推行法律和政令。大多数情况下，书吏没有薪水，许多衙役的薪金也很低，这使得吏役主要依靠陋规和贪赃的方式生活，而大多数陋规费由书吏和衙役共同分享。明人称：“凡治必有公署，以崇陛辨其分也；必有官廨，以退食节其劳也，举天下郡县皆然。”在乾隆本《昌邑县志》县治图中，班房和书吏房的位置和形貌似乎象征了吏役的地位：同在县衙之内，知县、县丞和典史各有宽阔的宅第，吏役们的居所却小而寒酸，因为知县、县丞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典史属于未入流（九品之下）的文职外官，而人数众多的吏役则是完全不入流的办事人员。在同治年间昌邑的赋役全书里，地丁存留一节不仅透露了县政府人员的基本构成，还清楚地记载了“官俸役食”细微（如额数、薪资）：
可见，知县、县丞、典史、富强场大使、儒学训导等人拿的是“官俸”，吏役吃的则是“役食”这碗饭，书吏甚至没出现在这份记录之中。无论从薪资多少还是薪资性质来说，两者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田文镜曾言：“各衙门吏书皂快等役，原因衙门而设，并非奴隶之流可以久违役使也。各官视衙门为传舍，而此辈视官长为过客，一经升迁事故，即抱琵琶过别船矣。况阅人既多，则奸猾愈甚，一官到任，巧于逢迎，先为结识宅门家人及管事亲戚，以为进身之基。当官奔走殷勤，小效微劳，因而日近日亲，在官长竟视为腹心手足，而不知此辈既邀宠用，必揽事权。在外高骡大马，扬扬得意，以为官府听信，凡事由我遂尔。指官吓诈，遇事生风，在内串通家人亲戚，舞弊作奸，瞒官嚼民，人人视之如虎，个个目以为彪，民怨由此而腾，官声由此而坏。上司访查得实，此辈同罹法网，不然或以庸劣被参，或以溺职去任，而此辈竟飘然法外矣。况此辈跟官，如蝇逐臭，利之所在，群起而趋，此外别无想头。”这一段话照出了吏役的负面形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则是体制性的。 那么，昌邑的情况如何呢？先看地方志里的一篇传记，它颂扬了当地一名书吏的德行： “韩鹤临字寿昌，柳疃人。家贫为吏，一生清慎自矢。尝制木柜二，署其上，一曰对人，一曰问心，得钱分投之，岁终校其数，对人者有之，问心无愧者盖寡，自是不苟取。每谓子孙曰：‘田产为汝累，得清白名足矣。’凡遇人争讼，必尽力和解，里党息讼者数十年。”韩鹤临是何许人也？他是同治六年与梁克襄一起重修关帝庙的四位绅士之一，也是《昌邑县续志》纂辑韩天衢（光绪二十三年拔贡、候选教谕）的祖父。一个书吏成为了绅士，依靠正是其如此难能可贵的品行。但是，一份蒙得朱批的奏折表明，这样的吏役在当地实在是极少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