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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国颁布的剪发令来看，不速之客的到来也算必然。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临时约法，各党各派自由活动，于是出现很多地方团体，仅济南就有自治协会、警监协会、教育会、铁血监督团等，“一时纷纷然，昏昏然”。共和促进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团体。据记载：“民国元年春有平度彭中豪者，发起一共和促进会，赴各县，劝导人民剪发放足，到昌邑后，在县署前搭棚演讲，各机关人员及衙署吏役亦多到场，有武官许殿魁者，托辫入场，被演员强迫剪去，又剪胥吏之带辫者数人。许等引为大辱，纠合吏役，造作蜚语，谓促进会之来昌，乃党人潜与勾结，强迫官长，尽裁吏役，而残案之根以伏。”与地方志的记载相比，王霞亭的回忆则透露了更多的细节：
另据记载，在那天的大集上，一位魏姓同盟会员携带留声机，登上县衙前的宣传台演讲，宣传新政利国利民的宗旨，劝导剪辫子、戒烟（鸦片）赌、放足，博得听众喝彩。可见，先是当天上午在衙署前剪掉许殿魁等人的辫子，继而下午在城区议事会剪掉梁怀思等人的辫子。这就是剪发事件的大致经过。 随着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以“新学界”为外衣的革命党人可以骄傲地以真面目示人了。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宣传员来到了昌邑这个“偏乡僻壤”，这在形式上宣告了“新国”莅临地方。作为共和促进会，他们演讲“新政”，光说不行，得来点行动，剪发成为最好的选择，因为剪发既简单易行，又有着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一点剪发令中早已言尽，何况要“转谕地方”。据说宣传员为山东都督派来，我们不得不怀疑，来昌邑是彭仲豪“主动请缨”，因为他不久前曾在昌邑丈岭军营里呆过。另有报道表明，驻丈岭的清军有抱民族主义者。彭仲豪想必就是如此。因此，这一次回来也算是“衣锦还乡”。宣传员精心挑选了剪发的时间和地点。因为农历五月十七日是大集的日子，“四乡群众进城赶集”。根据日期推测，这个大集应该就是地方志记载的东街集，“今移东关，逢七，自东门外至东店”。集市不仅是地方社会里重要的交往活动场所，还是各种信息的传播渠道以及地方性时间的标志。为实现此行目的，他们还特意“在县衙门大照壁前扎一宣传台”，其中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另外，宣传员挑中的剪发对象更显示了其“良苦用心”，正如报道所言，“演说员以若等非官即绅，应先剪发，以为合邑之倡”。在县衙前的宣传台前，他们先当场剪掉了许殿魁和胥吏的辫子。下午的行动更可谓“蓄谋已久”，那就是“拜访”“城区顽固派巢穴城区议事会”，而“城区议事会”的成员大多是县城区的头面人物，即所谓“人民的表率”。这些头面人物应该是曾在昌邑从军的彭仲豪所熟知的。另据记载，肖兰池“作东道，力为组织”。显然，“力为组织”者绝不是仅肖一人，乃是“新学界”的集体行动。议员既熟知本县详情，又与梁怀思等人存有积怨，他们在此番“拜访”中很有可能起着“引领”或“怂恿”的作用。要不，“暴动”的怒火只会烧向两位宣传员，而不是“查出没有辫子的人来，不问是谁一律杀死”。 集市是熟人社会的重要场域。作为县里的头面人物，梁、许、夏、魏等在这天被强迫剪发的消息流传出去无疑会使他们丢尽面子，成为众人皆知的笑柄，何况梁怀思等又是在自己的地盘（大者说是县城，小者说是议事会）上被强行剪发的。虽然他们都“一时未能抵拒”，但“痛苦终夜，如丧其元”，“引为大辱”，这种说法绝非过分。这里不但有素来的积怨，更有被对手以玩弄的方式强行剪发所带来的侮辱和愤怒，且不说民国虽已建立，局势仍未分明。剪发是新国的政治象征，两种精英与新旧国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不同态度，发辫有无是敌我之间最醒目的区分标志。当梁怀思等人“脸红脖子粗地怒气冲冲不辞而去”时，宣传员以及一同去的议员可能没有从这种表情里看到危险的征兆，他们的行为已彻底激化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因此，事后革命党人仅仅将外来的彭仲豪等人称为“厉阶”是不确切的，强迫剪发将两种不同类型精英之间积聚已久的冲突激化更为关键。“如丧其元”是被剪发者的真实心态，也是剪发者将来的命运。然而，宣传员和议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许整夜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直到他们听到了城隍庙里大作的钟声。 三、孽镜高悬：城隍爷注目下的复仇之火 那些聚集和迸发报复之火的地点是昌邑县城里最壮观的建筑——城隍庙。那么，城隍庙是一个怎样的特殊空间呢？又与此次暴动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撞钟设誓：祀典、公共空间与“元凶” 一方面，明显的事实是城隍庙列在帝国祀典的配享之列。据《山东通志》载，《大清会典》规定“府州县城隍庙，令有司岁时致祭”，并加按语：“城隍字义见于《大易》。历代建国必有高城深隍，以资保障，立祠本此。齐梁史书已见其名，至唐始令天下通祀城隍，各立庙。唐张说《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产物，助天育人。’宋张九成《祭洪州城隍文》曰：‘方隅是保，氓庶是依。’俱表崇祀之义。洪武初颁赐封爵，七年改称郡、县城隍之神。定制：凡府、州、县新官必先斋宿城隍庙，谓之‘宿三’。每月朔望行香。”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都、府、州、县城隍各赐王、公、侯、伯之号，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而昌邑城隍庙恰恰是于次年间修建的。明清以后，作为城池保护神和司法神，城隍成为一个神的官职，县城隍相当于阴间的县令。各地城隍由不同的人出任，甚至由当地百姓自行选出，标准是殉国而死的忠烈之士或者符合儒家标准正直聪明的历史人物。至于昌邑的城隍是谁，现无稽可考。另据记载：“凡长官朔望行香，新任斋宿，祷雨求晴，及民间奠献祈祝，岁时相继，春秋二仲，与神祇坛合祭。通礼：州县之祀用少牢，其莅任诣庙祝曰，维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城隍之神曰：诏命临民，职司守土。惟兆人之攸赖，并藉神功；冀四序之常调，群蒙福荫。必使雨旸应候，爰占物阜而民康；庶其寒燠咸宜，共庆时和而岁稔。仰灵枢之默运，肇集嘉祥；襄元化以流行，俾无菑害。尚飨。”据《德宗实录》载，光绪八年八月九日，颁昌邑县龙神庙匾额曰润洽为德，城隍庙匾额曰仁德感应，其理由正是“以祷雨灵应”。这个匾额可谓概括了前面祝文的旨意，也反映了帝国与地方居民生活之间的联系，其纽带之一即是城隍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