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商命”：鼎革时期的核心观念
    分析清华简《程寤》的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受命观念还只是“受商命”。
    从清华简《程寤》篇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文王时期周人的天命观念的特点，首先是继承殷商传统，依然遵奉“帝”，并称之为“皇上帝”；其次是强调其所承受的天命只是“商命”，而非统治天下的大命；再次是继承了殷商以“上”称“天”的用语，是篇所谓的“明明才(在)向(上)”，虽然比《尚书·盘庚》篇的意蕴更广泛些(26)，但其基本意义则是一致的。周原甲骨卜辞的材料亦是有力的证明。这些文王时代的卜辞表明，当时周地立有殷先王的宗庙，并且文王亲自祭祀殷先王，文王还在祭典上接受商王朝的册封(27)，这些材料都确证文王、武王时期曾经忍辱负重、接受商王朝的命令，以求周邦的发展壮大。
    文王时期的这种受命观念，一直延续，武王时期犹然如此。
    《逸周书·商誓》篇载周武王语谓：
    今在商纣，昏忧(扰)天下，弗显上帝，昏暴百姓，奉(违)天之命。上帝弗显，
    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敬诸!昔在我西土，我其齐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28)
    《逸周书·克殷》篇亦云：
    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
    《克殷》所载这段话，是周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的典礼上由尹逸所宣读的策文，亦即向神灵进献的祝辞，主旨是向神灵汇报灭商的缘由，所记载的言辞只言商纣王的罪恶德行，不涉及天命之事(29)。从上引这两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武王当时努力把斗争的矛头集中于商纣王一人，这很符合稳定政局的需要。他所理解的天命，只是以上天将商王朝的运命(“商命”)转赐于周。用周武王的话来说，就是“革纣之命”(30)。周武王把自己的这个思想上推到其父文王，并非虚饰，而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
    这种“受商命”的观念至周公摄政时犹提及。在克殷成功，大统已集的时候，周公曾发布文告，告诫殷遗民说：“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弋取殷命”与《程寤》的“受商命”，两者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周文王时期所秉持的这种“受商命”而非承受天所赐予的统治天下之大命的观念，在鼎革时期是周人一直奉行的核心观念。
    四、“文王受命”观念的历史发展
    从周人“受命”观念的发展看，第一阶段是接受商王之命而为西伯，《史记·周本纪》云纣王赏赐西伯，“赐之弓矢、斧鉞，得专征伐”，这就是文王受商命的具体内容。今本《竹书纪年》纣王三十三年条：“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沈约注：“约案，文王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31)赵光贤先生指出，这是以郑玄说为据的说法。《今本纪年》所说“受命”即受商命，“大约是以郑玄说为依据的”(32)。
    郑玄的说法，见于《尚书·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的“孔疏”之语：
    经言“受命”者，郑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巳衰，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肃云：“文王受命，嗣位为君。不言受王命也。”(33)
    汉魏时期儒者对于《无逸》篇“受命”说已有不同的理解，郑玄以为是受商王纣之命，王肃认为是文王继父位即可，未必是受商王纣之命。唐儒孔颖达则同意王肃说，认为“受命”即接受文王之父的任命。然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34)，是季历早在文丁时就被杀掉，所以不可能在纣王时由季历授命文王为西伯，王肃和孔疏的说法实误，郑玄说还是正确的。关于文王“受商命”的问题，正如宋儒王十朋所云：“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还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使得专征伐。自是而后文王始居方伯、连师之职。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宻、伐莒、戡奄之事。自受专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则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专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35)应当指出的是，“文王受命”的内涵是受商王之命只是大姒之梦以前的周人观念，这以后其内涵发生了重要改变。
    “文王受命”说发展的第二阶段虽然也称为“受商命”，但并非接受商王之命令，而是从上天那里接收商王朝之命(国祚)，而这正是《程寤》所揭示的主题。专家曾经结合清华简《程寤》篇，指出“可确证‘文王受命’之‘命’是天之命，是代商受邦受民之命”(36)，这是正确的认识。
    除清华简《程寤》之外，“受商命”说的另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天亡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返归西土时在嵩山之巅祭祀的情况(37)，铭文称赞周武王功勋，说：“丕显王乍省，丕肆王乍庚，丕克得衣(殷)王祀。”意即伟大的王以文王为榜样，勤奋的王继续着文王的事业，所以能够得到殷王祀天之权力(38)。武王祭天于嵩山之巅，表明他已有祭天之权力，是得天命的表示。但所得天命，乃是“殷王祀”。东周以降的学者常将祭天礼作为天子的特权，典型者即《礼记·王制》所谓“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这种观念有悠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部落首领兼可与天地交通的大巫之职守，从而掌握祭天之权。所以说《天亡簋》得言武王“得殷王祀”，实际意思是指将殷王朝取而代之。这跟所谓的“受商命”的意思是一致的。
    此外在《尚书·周书》诸篇中，“受商命”之说亦被每每提及。《尚书·牧誓》篇载武王伐纣的誓师之辞，历数纣王恶政，武王自谓“惟恭行天之罚”(恭谨地执行天的惩罚)，实际是讲自己得天命而行事。再如《尚书·君奭》篇载周公语谓：“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天给殷降丧亡之命，殷已经坠落了其命，我们周已经接受了殷王朝之命。……天是不会舍弃文王所承受的殷王朝之命的)。周公这里所讲明的意思正是文王从天那里接受了殷王朝之命，此篇又讲了文王所以能够接受殷王朝之命的原因是文王高尚的德操“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文王之德被上闻于上帝，所以才能够受有殷命)。
    “文王受命”说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将文王的“受商命”扩而大之，宣示接受上天所赐予的治理天下的大命。这个转变是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这个阶段的受命思想，并不否定“受商命”之义，而且还会提及此义，但重点已经转向将“受命”的范围扩而大之，不再局限于从天帝那里接受商王朝之命这个范围，周公曾强调其所受命为“无疆大历服”(疆界无限的千秋万世的宏大基业)(39)，又说“惟王受命，无疆惟休”(文王所受的命，是无边的福祉)(40)。因为天所授予的王朝大业在时空上皆无疆界，所以又称为“丕丕基”(巨大无比的基业)(41)，并且说周文王和武王，“并受此丕丕基”(一起从天那里接受这大大的基业)(42)。周公讲的“丕丕基”，在《康诰》篇里有这样一个说明，“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天就大命文王，殪戎殷，受其命，受其邦国和其民众)，不仅王朝之运命被天转授予文王，而且商王朝所统治的邦国和民众也转给文王来统治。显然周公的这个说法里的“命”的范围，比之于笼统地“受商命”要具体而且扩大了。
    周公一方面强调天所授予周文王的基业巨大，又强调此乃天之“大命”，而非一般的“命”。《尚书·君奭》篇载周公语，谓“其集大命于厥躬”(天将大命集聚于文王的身上)，还勉励召公奭“乘兹大命”(守护天所降下的这大命)(43)。周公所以将“受商命”变为“受大命”，是因为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王朝的影响日隆，王朝昌盛，诸邦国咸服，所以要将“文王受命”的内涵扩而大之，成为受天之大命。他在和召公谈话的时候，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咸成文王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44)意思是说，我努力不懈怠地全面完成了文王所开创的功业，一直勤勉。所以直到海边日出的地方，没有邦国和民众不服从的。在天下平定、王统大集之后，周公曾对天下诸国发布诰辞，强调诸国之命乃周人所赐，是周人“大降尔命”，“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45)，意即是我们周王善保了你们，能够用德政佑助管理你们，效法神灵的天。天教导我接受天赐的福佑，简择了商王朝之命，来统治你们天下诸国。周公对于天下诸侯的诰辞表明，他所言的“文王受命”已经是统治天下万国的大命。
    总之，“文王受命”的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文王时期主要是“受商命”，即接受商王之命，有“专征讨”之权；在大姒之梦以后，虽然亦称“受商命”，但已经变为取商命而代之的意思。这种观念一直到武王时期依然如此。到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周王朝大定之后，虽然也提“受商命”，但重点已经是在强调接受天所赐予的统治天下之大命。以上就是“文王受命”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这最后一个阶段的观念，乃是周公之后延续了有周一代的王朝正统观念。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说：“文王受兹大令(命)”，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云：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共王时器《史墙盘》铭文更把“文王受命”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说道：“曰古文王，初戾龢(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合)受万邦。”意思是说古代的文王，他开始执政时就政事和谐，上帝降下美好之德让王朝大定，所以文王能够遍治上下，接受天下万国的臣服。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将武王加入受大命的文王之后，言“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厉王更进一步，宣称“前文人其濒才(在)帝廷陟降，申绍皇上帝大鲁令(命)”，接受上天伟大丰厚之命(“大鲁令”)的已经不止文王武王，而且是所有的周先王(“前文人”)了。西周晚期的《师克盨盖》铭文依然称“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46)。直到春秋中期，王朝卿士王孙满还底气十足地向“问鼎”于王城之下的楚庄王严辞道：“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7)正是在这个“天命”面前，不可一世的楚庄王不得不率兵撤回。周人所宣示的“文王受命”观念，在第三个阶段里已经与文王在世时所宣示者有了不少的距离。“文王受命”观念的变化乃是周王朝政治发展需要的结果。占王朝正统地位的社会观念的背后必然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是古代中国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