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附论：从清华简《程寤》看《逸周书》成书时代问题
    我们可以把清华简《程寤》篇作为一个小小的窗口，来窥视一下《逸周书》的成书时代问题。
    《逸周书·程寤》篇载：“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命于皇天上帝。”(48)和清华简的记载相比，《逸周书》所记减少了大姒和文王因惊恐而祓攘的事实，略去了文王“攻”祭商神的环节，而直接言“并拜吉梦”，此乃两者大异之处。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揆诸当时形势，周文王殷勤事殷，对于商王朝毕恭毕敬，不敢表露其取殷而代之的内心，大姒之梦引起文王惊恐，不敢断定祸福吉凶，这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而《逸周书》所载只一“并拜吉梦”而过之，实不若清华简所载接近历史真实。可以推测，清华简的《程寤》篇是早出的古本，而在《逸周书》中者，则是经过改编之后的作品。
    《逸周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专家虽多有所论，可是在清华简《程寤》篇面世之后，更有了新的审视角度和材料可以研讨。《逸周书》七十一篇，就其主体内容来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篇纯属叙述史事(或以述事为主)之作，此以《世俘》篇为典型；二是通过述史而阐理之作(以阐理为主)；三是，不述史而只论析某种道理之作。这三类作品的时代大体上可以肯定的是，第一类的诸篇成书时代最早，应当是西周时代的作品；第二类应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第三类则较晚，可能成书于春秋后期或战国前期。《逸周书·程寤》篇本在七十一篇之数，汉宋时代的文献或类书多有称引。大约在南宋时期亡佚。今得清华简，我们可以窥见它在战国时期的全貌。关于《程寤》篇的时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推测。首先，从内容上看，《程寤》篇是以述史为主的文字，但其旨趣是通过文王之口讲述必须重用人才方可完成灭商大业的道理。其次，关于人才的说法也值得注意。《程寤》所重视的人才尚非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的“贤才”，而是如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自商奔周的有识之士(49)，以及吕尚这样的周地人才。再次，从篇中辞语看，是篇中末段有“保监非时?何务非和”等反问辞语，这种用例亦见诸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的文献用辞，如《尚书·吕刑》“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诗经·小雅·节南山》“何用不监”、《何草不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鄘风·雄雉》“何用不臧”、《国语·周语》上篇“何事不济”(50)、中篇“何事不彻，何任不堪?”、下篇“非国何取”、《鲁语》上篇“何恃而不恐”、《晋语二》“非乱何入”、《晋语九》“何为不增”“何为不告”等，相反，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却极少这种用例。总之，从这些方面分析，可以推测，《程寤》篇应当成书于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的史官之手。这篇文字所述史事的可信度是较高的，可以肯定，《程寤》篇所载大姒之梦的说法渊源有自，并非后世向壁虚拟的无稽之说。
    《逸周书》的史料价值，近年多经学者研究而为世所重，如《程寤》篇载文王妻大姒之梦，汉代及汉以后文献每多称引，可见其篇甚古，今清华简发现有相同的文字，说明清华简所见当即久佚的《程寤》之篇，必当是先秦古籍。《克殷》《世俘》是记载武王伐纣的第一手资料，肯定为西周时代的作品(51)。《商誓》《度邑》《作雒》三篇写武王开国、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及营造洛邑之事，清儒谓“文笔简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为”(52)，是有道理的。《皇门》篇载周公诰辞，应当是周公摄政时代的作品(53)。《祭公》一篇，记周穆王和卿士祭公的谈话，文辞深奥，清儒或谓其为“西周真古书，渊懿质挚必出于当时良史之笔”(54)。李学勤先生将《祭公》与西周彝铭及战国简帛文献相对勘，多次指出是篇“实系西周文献”(55)，清华简第一册有《祭公之顾命》一篇，是为今本《逸周书·顾命》的祖本，足证李学勤此前判断之精确。再如《尝麦》篇述西周法律制度，应当是周穆王时代，或者说是西周早期的作品(56)。《芮良夫》篇记载周厉王时期芮伯谏王及诫百官的言辞，此篇内容与《诗·大雅》、《竹书纪年》等所记芮良夫的史事相合，并且文辞较古朴，明儒胡应麟说此篇“辞气绝类成宣间，非战国时人笔也”(57)，必当是先秦时代作品。清华简有《芮良夫》一篇，述此篇撰作之意谓：“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氒(厥)辟御事，各营亓(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再终。”(58)与《逸周书·芮良夫》相一致，可证今传本之时代虽未如清儒或谓的必出于芮良夫之手，但也不会晚至战国中期以后。
    总之，从以上各篇的情况看，《逸周书》中确有不少西周时代写成的篇章，另有不少篇章虽非成书于西周时期，但亦当是春秋战国时人的述古之作，也保存了不少西周时期的史料。关于《逸周书》的性质，清儒朱右曾说它“上翼六经，下笼诸子，宏深质古……《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彷彿”(59)。李学勤先生指出：“现在看来，《世俘》、《商誓》、《皇门》、《尝麦》、《祭公》、《芮良夫》等篇，均可信为西周作品。”(60)这些都是很道理的说法。要之，我们以上所提及的《逸周书》九篇(从《度邑》到《芮良夫》)的记载，其所述西周史事及思想，虽然不能一概全信，但也不能全然否定其宝贵价值(61)，特别是一些公认的、可靠的、著作时代属于西周时期的篇章，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从以上分析来看，清华简的《程寤》篇应当和《世俘》《度邑》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比较真实反映历史实际的宝贵资料。
    注释：
    ①宋儒胡寅曾谓“虞芮质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齐东野人之语耳”(《知堂读史管见》，卷十一“帝遇弑”条。《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6页)。清儒朱鹤齡认为虞芮质成而文王受命之说乃是“惑于汉儒谶纬之说，其诬甚矣”(见《尚书埤传》，卷九“先王建邦”条，四库全书本)。
    ②历代儒者除释诗、书经意者之外，还多从人心所向即天命的角度来肯定虞芮质成即文王受命，如清儒黄中松之说即为典型。他说：“所谓‘天命’者，天岂谆谆然命之哉，以行与事示之而已。虞芮质成，诸侯闻而归者四十余国。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也。”(《诗疑辨证》，卷五，四库全书本)
    ③《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六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2页。
    ⑤我在小书《天命与彝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里就曾采用虞芮质平而文王受命之说，见此书第97页。我的这个说法是不妥之论，当予以修正。
    ⑥后人在整理《逸周书》时又将这些字加进《克殷》篇中，见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⑦明儒陈第曾经指出此点，谓：“殷商赫然在上，文王以服事殷，乃擅自改元以识受命之始，可乎?此虽庸人，知其不然也”。(《尚书疏衍》，卷四“惟十有三年春大会孟津”条，四库全书本)。
    ⑧春秋时期，周大夫内史过语谓：“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国语·周语》，上。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后世循韦注以为“鸑鷟”，即瑞鸟凤凰。
    ⑨《墨子·非攻》下篇：“赤雀衔圭(书)，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1页)。
    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199页。
    (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219-220页。
    (12)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7页。
    (14)《尚书·大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199页。
    (1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册“图版”第6页，“释文”第136-137页。北京：中西书局，2010年版。按，简文的“商廷(庭)隹(惟)棶(棘)”，汉唐间文献述此事多作“产”或“生”棘，专家多认为系“隹”之误字，或当是。但作“隹(惟)”，语意亦通，似不为误。
    (16)《墨子·非攻》下篇述商纣王时国中乱象有“棘生乎国道”(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第151页)，与本篇所言“商庭惟棘”之说可以互证。另外，《逸周书·大开武》篇周公语，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三，第277页)亦有类似的说法。
    (17)《程寤》简的“霝(靈)”，指巫者。后世竹简资料中亦可得到印证。北大秦简《祓除》载：“……霝巫以卜尺。霝巫所视，霝筴(策)所指……今霝巫斋戒絜(洁)衣，为某祓徐(除)百鬼，莫不许。”(转引自田天：《北大秦简“祓除”初识》，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8页)。灵巫所持的“卜尺”、“策”，皆当为祓除仪式上驱除鬼邪的工具。周代的灵巫是否如此祓除尚不能骤定。
    (18)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4页。
    (19)《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7页。
    (20)《说文》“寐觉而有言”，“言”或本作“信”，段玉裁据《韵会》所载别本，并举《左传》载季寤子字子言，力证“言”字为是(《说文解字注》，七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21)“攻”是为古代祭祀方式之一，《周祀·春官·大祝》载“六祈”，其中的禜、攻、说三者皆是对于强起灾祸之神灵的祭祀方式，郑注谓：“禜，如日食以朱丝禜社。攻，如其鸣鼓然。”“攻说，则以辞责之。”有日食发生时，用朱丝将作为社神的社主缠绕起来行祭，这叫“禜社”。至东周时仍可见到这种祭祀方式。新蔡葛陵楚简习用“(婴)之以兆玉”，“意为将玉饰缠系于祭牲之上，以求神灵满意”(罗新慧：《说新蔡楚“婴之以兆玉”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3期)。这应当是《周礼》所说“禜”的祭祀方式的延续。将“兆玉”系于牺牲之身，固然是在悦神，但也表示着此牺牲系我所献，你若灵验，我便予神，你若不灵验，我就不献给你。此正如《尚书·金縢》所载周公祭神之语“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禜”当与“攻”“说”相一致，含有对于神灵的不敬不惧的因素。
    (22)《吕氏春秋·首时》篇谓“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门之辱。”《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六引《尸子》有“羁武王于玉门”之说，章太炎、陈奇猷等皆认为此说可信(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6页)。是文王、武王两代人皆忍辱待时，以图谋大业。此说当距离历史实际不远。
    (23)李学勤主编：《清代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36页。
    (24)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76-178页。按，“文王弗忍”的忍字，清儒潘振《周书解义》释为文王“不忍叛”，得之。
    (25)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245-265页。
    (26)殷墟卜辞中没有以“上”代天之例，甲骨文的“上”，只是表示上下之上。但和商代有关的可靠文献中却多用“上”指天。如《尚书·盘庚》篇谓“何生在上”，伪孔传“生在人上”，“上”犹言世上。又云“先后……自上其罚汝”，“上”当指天上。《尚书·西伯戡黎》“乃罪多参在上”，《尚书·微子》“我祖厎陈于上”，“上”皆指天。《尚书·高宗肜日》“天监下民”，可见天在上，民在下。西周时期，每以“上”表示天，如《尚书·酒诰》“腥闻在上”、《吕刑》“穆穆在上”、《诗经·大雅》“文王在上”“赫赫在上”、《周颂》“高高在上”。这种情况似可如此理解，即《盘庚》等可靠的商代文献成书于西周时期，是周人用周代观念述商事而成。清华简《程寤》简文谓“明明才(在)向(上)，隹(惟)容内(纳)棶(棘)”，意思是说光明之天在上，宽容包纳着那些荆棘。指出了“天”的宽容大度。
    (27)分析周原甲骨卜辞的这些内容，详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33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97页)。
    (28)《逸周书·商誓》篇这段话的“奉”字，刘师培说当为“韦”字，“韦、奉形近致讹”(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483页)。
    (29)《史记·周本纪》述武王伐纣事，在这段祝辞之后有“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十七字，研究《逸周书》的不少学者多据此而将它补入《克殷》篇。但是，观周武王当时的天命观念，其所得的天意，或者说天命，止是受商命而已。“膺更大命”之理念，直到周公时代才始出现。司马迁以后世观念来写此事，加入这十七个字，可能是不妥当的。早有学者注意到此点，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释》和黄怀信著《逸周书校补汇释》两书，皆保持传世本原貌，没有增入此十七字。
    (30)《逸周书·商誓》。按，武王的这句话，原文作“革纣之囗，予亦无敢违天命”，所阙之字诸家皆拟补“命”字。从上下文的意思看，此语中所云“天命”的内容即“革纣之命”。
    (31)《竹书纪年》，卷上，明范钦审定本，清刻本，第34页。
    (32)赵光贤《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第15页。又见于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的赵光贤先生卷《亡尤室文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六，第222页。
    (34)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35)《梅溪王先生文集·诗文前集》，卷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按，明儒陈第非常赞同王十朋此说，曾以其说来解释《尚书》所载武王伐纣之事，见其所著《尚书疏衍》(四库全书本)，卷四，“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条。
    (36)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7)关于《天亡簋》背景的分析，此取林澐先生《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之说。
    (38)铭文语意的理解参考了孙稚雏先生《天亡簋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180页)所引诸家说及孙先生之说。铭文中我读为“得”的那个字，是甲金文字中的另类的“中”字，可读若得，说详拙稿《甲骨文中字说》(《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一文。
    (39)《尚书·大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198页。
    (40)《尚书·召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212页。
    (41)《尚书·大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199页。
    (42)《尚书·立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七，第232页。
    (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第224-225页。
    (44)《尚书·君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六，第225页。
    (45)《尚书·多方》。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七，第229页。按，周公强调天命周“尹尔多方”，即治理统治天下诸邦。武王伐纣之后宣示天下百姓时说：“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逸周书·商誓》，黄怀信等：《逸周书集校汇注》，第490页)两者相比，周公所言的受命的气魄要大得多了。
    (46)本节引用彝铭，依次见《殷周金文集成》11.6014、5.2837、16.10175、5.2841、8.4317、9.4467.
    (47)《左传》，宣公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第1868页。
    (48)《逸周书·程寤》仅存篇目，内容早佚，清儒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辑佚而补。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二，第195页。
    (49)见《史记·周本纪》。关于这些人的出身，《墨子·尚贤》上谓“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尚书大传》云：“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为四友”
    (50)《国语·周语》上篇引《夏书》“从非元后何戴”，意犹“何戴非后”，应当是“何某非某”句式的先声。
    (51)说详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1页)、赵光贤《“逸周书·克殷”篇释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文。
    (52)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44页。
    (53)说详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按，此文后收入李学勤先生著《初识清华简》一书(北京：中西书局，2013年版)，见此书第99-109页。
    (54)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86页。
    (55)李学勤：《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初识清华简》，第135-139页)、《祭公谋父及其德论》(《齐鲁学刊》，1988年第3期有)、《师询簋与“祭公”》(《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72页)。
    (56)李学勤：《“尝麦”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5页。张怀通：《“尝麦”新研》，《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57)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066页。
    (58)赵平安：《“芮良夫”初读》，《文物》，2012年第8期、马楠：《“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辞》，《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9)朱右曾：《逸周书集训佼释》序。
    (60)李学勤：《“逸周书汇校集注”序言》，见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页。
    (61)《逸周书》中除了我们以上提到的《度邑》《世俘》《商誓》等九篇当成书于西周时期以外，李学勤先生指出：“《度训》、《命训》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视为一组，而《左传》、《战国策》所载春秋时爱情荀息、狼瞫、魏绛等所引《武称》、《大匡》、《程典》等篇，皆属于这一组，由此足见在书中占较大比例的这一组，时代也不很迟。”(《“逸周书汇校集注”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