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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牧与农耕的交融地带 河西绿洲农业区一方面体现为“华夷边界”，如阳关、玉门关和嘉峪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关隘，又如护卫绿洲的长城依托走廊地形而展开；另一方面，它又是游牧民以毛皮和牲畜来交换粮食的重要集市，发挥着“接驳之地”的作用，吸引游牧人群也始终参与和支撑着“绿洲桥”“绿洲路”的交通。如果没有游牧人群就近提供骆驼和马匹，连接绿洲桥的远距离交通显然是不能实现的。 正如谷苞先生所强调的，虽然对于汉、匈之间的冲突与对峙，史不绝书，但汉、匈关系的主流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对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战争作为“特殊现象”，是史书记载的重点，但实际上，民族交往才是河西走廊上“年年月月”都发生着的“常态”。谷苞先生还指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有相当多的汉人补充了匈奴的人口；同样匈奴人口也大量进入到农区，充实了汉人人口。 河西走廊的绿洲是任继周院士提出的“山地—绿洲—荒漠系统复合体”中的一个耦合系统，自汉代之后，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始终与绿洲农业相伴生。虽然中原王朝把河西走廊的若干核心绿洲开发为农耕区，但走廊上大小不一的谷地、冲积平原、戈壁和沙漠上错落分布着众多绿洲，还有相当多的绿洲保持着农牧共生状态。在汉代设置河西四郡和玉门关、阳关之后，尽管在河西走廊上有了明显的“夷夏”边界，其中大部分作为游牧者的草原民族向西域、中亚一带移动，但是仍有大量小月氏、匈奴和卢水胡人游牧于敦煌南山，说明河西仍然与西域、中亚各民族有着紧密关联。正如巴菲尔德所说，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游牧区对于农业区出产的粮食、布匹、茶叶、丝绸等生活物资具有很强的需求，而河西走廊上绿洲农业区的形成，使游牧人群可以不必远涉中原，就近在河西走廊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等物资。另一方面，农业区同样需要游牧区的畜产品，其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要借助游牧人群覆盖欧亚大陆的贸易圈才得以获得收益。在河西走廊上发生的这种生计与产品的共生、互补、交流形态也导致了农牧民之间文化的共生、互补与交流。 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李建宗教授同样关注到河西走廊上形成的“山地游牧—绿洲农业—荒漠游牧”错落分布的空间形态。走廊两边的山地形成了山区草原牧场，在山下的戈壁地带形成戈壁牧场，在戈壁中的绿洲上则出现了进行水利灌溉的农业区。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在进退之间对河西走廊进行周期性和交替性的控制，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上此消彼长。当以游牧人群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势力蔓延到河西走廊时，游牧文化兴盛一时；当中原王朝统治的“强波”向河西走廊辐射时，农耕文化在这里开始复苏。农牧关系在时空上的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是河西走廊一个重要特点。或许在人们的观念中，河西走廊贯穿着一条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但事实上，这条文化的分界线在历史上不时变更，很多时候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体现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融共生的特征。河西走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