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河西走廊对于民族格局、历史疆域形成的作用 无论是农耕政权还是游牧政权入主河西走廊，都要依凭类似的生态——文化因子；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和绿洲农业都能在这里获得相互理解的渠道，形成“胡汉共生”的多元文化格局。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曾提出，“吐蕃北上”和“蒙古南下”是奠定中国西北民族格局的重要力量。周伟洲教授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观点，认为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受到四大文化区的相互影响：中原文化区（以农业为主），甘青文化区（农牧交错）、蒙古高原与天山以北的文化区（以游牧为主）、天山以南的文化区（绿洲定居农业兼营射猎）。其中甘青文化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是与其他文化区的分界带、接触带、缓冲带以及融合带。 这一过程中，最为显著地影响中国历史“大一统”进程的就是“凉州会盟”。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爷阔端在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为什么选择在凉州进行会盟？除了凉州是蒙古游牧势力南下青藏的战略要地，更为重要的就是蒙古世俗贵族和西藏僧侣高层在这里找到了彼此所需的政治与文化资源，使得相互理解及合作成为可能。据藏学家马进武先生考证，在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几位藏传佛教僧人,但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和萨满教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迦班智达到来后,其关于佛教的讲授令阔端叹服而更加崇佛。于是下令祈愿法会改由萨迦班智达为首的佛教僧众坐于上首,率先祈愿。另据史金波教授的研究，阔端在见萨迦班智达之前，已在西夏故地凉州接纳和弘扬藏传佛教，为凉州会盟奠定了思想和信仰基础。在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在《告蕃人书》中明确指出，蒙古汗国势不可挡，顺服其统治乃是大势所趋。在凉州，蒙古贵族的精神世界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西藏高僧看到了蒙古武力的强大，之后，萨迦派在雪域高原的教派竞争中也因此获得了优势。 3、作为“过渡地带”的河西走廊与“绿洲路网” 河西地区东接中原、北望大漠、南达青藏、西通天山，恰好是处在内陆欧亚“十字路口”的交通枢纽，处于独特的区位。河西“绿洲路”除了“丝绸之路”的主路外，另外两条道路是“河南路”和“居延古道”。“河南路”亦被称为“吐谷浑道”“羌中道”“青海道”，它以西宁和张掖为枢纽，从河湟谷地的西宁往西，循青海湖北部，沿柴达木盆地北缘，穿越阿尔金山的嘎斯口到达新疆若羌，承东启西，通达南北。而“居延古道”则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自张掖沿弱水（今黑河）—巴丹吉林沙漠—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蒙古高原，或者从居延海往西抵达东天山。而最便捷的道路则是东西方向的“丝绸之路”。这一“绿洲路网”也属于整个欧亚大陆交通路网的一部分。 绿洲路既有军政交通的功能，也是商贸交通之路和文明交往之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队，若从关中平原、北方蒙古高原、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绿洲三个方向出发，敦煌和吐鲁番则大致处于三方的平均距离区间，三方商队在此形成交汇。因此，河西走廊与东天山的连接区就成为欧亚十字路口的“枢纽”，来自草原、农耕区和绿洲的商人在这里休整、居留，促成了民族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古时期的“西域”是世界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汇处，仅以宗教而言，中国的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就此提出了“陆上地中海”的概念。敦煌和吐鲁番是“陆上地中海”的核心港口，某种意义上，“敦煌—吐鲁番学”成为反映“陆上地中海文明”的考古学。 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走廊成为“华戎交汇”之地，不少从事远途贸易的中亚商人在此定居繁衍，从敦煌至凉州的绿洲城市里，“胡人”聚落绵延不绝。如唐代敦煌附近的从化乡是粟特人村庄，人口达1400余口，兴胡泊是昭武九姓的“胡人”聚居之地。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正是大量西域人口聚居河西的反映。唐以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敦煌时期，“华戎交汇”的场景被大量描绘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上。正如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没有第二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