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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河西区域经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对于各民族的民间交往，季羡林先生于《在敦煌》一文中有极为生动的表达： “我曾想到，当年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这一带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有的赶着羊群、牛群、马群，逐水草而居，辗转于千里大漠之中；有的在沙漠中一小块有水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努力劳作。在这里，水就是生命，水就是幸福，水就是希望，水就是一切，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禾，有禾斯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生存。在许多洞子里的壁画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从人们的面貌和衣着上就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属于种种不同的民族的。但是他们却站在一起，共同从事什么工作。我认为，连开凿这些洞的窟主，以及画壁画的艺术家都决不会出于一个民族。这些人今天当然都已经不在了。人们的生存是暂时的，民族之间的友爱是长久的。这一个简明朴素的真理，一部中国历史就可以提供证明。” 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游牧与农耕在此交汇，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恰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在河西走廊的历史上，既有中原农耕政权占据河西的时期，也有游牧政权占据河西的时期，或是出现游牧和农耕政权各据一方的情况，还有河西绿洲自我发展形成“胡汉共治”格局的时期。同时，在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只有在“大一统”时期，河西走廊作为“十字路口”，作为游牧区、农耕区之间的枢纽，才最为繁荣。 在河西的历史上，各民族在往来互动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和交往格局。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现象从大量描述河西风情的唐诗中可见一斑。例如王建的《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 汉家无人开旧道。 边头州县尽胡兵， 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人家皆已没， 年年旌节发西京。 多来中国收妇女， 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 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著锦为衣， 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 那堪绕帐作旌旗。 城头山鸡鸣角角， 洛阳家家学胡乐。 虽然诗人以中原人的视角表达着对凉州陷落的慨叹，但诗中生动展现着“胡”、汉人群的通婚、社会交融、农牧生活方式的转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从国家视角看，酒泉的钟鼓楼有四向券门，分别题写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城楼二楼的东西两边各自高悬“声震华夷”“气壮雄关”的匾额，与十几公里外、嘉峪关城楼上“天下第一雄关”的楼匾遥遥相对，这是河西走廊作为国家通道的历史明证。具有“过渡地带”特征的河西走廊是“南北统一体”的“汇合”之处，其中一定蕴含着重新发现和解释中国整体史的可能性。由此，我们需要调整以往的研究视野，重新认知民族交往的地域属性，理解民族交往也是在一个地域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体经验。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诸多世居民族各自历史的集合，而是多民族共享一个地域、在民族交往互动中求得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河西区域经验出发，我们可以尝试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新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黄达远系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从事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沙武田系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考古研究。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阐释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之《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