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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过渡地带”理解历史中国 1、“胡汉共治”中的多元化和一体化策略 以绿洲为核心的农牧交错带深刻改变了河西地区的区域化进程，河西走廊历史上出现的大小不一的地方性政权，大多具有“胡汉共治”的特征。汉魏晋时期在河西实行的移民屯边政策，加上内地官员大族迁入等原因，使河西的汉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河西四郡因为地缘关系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从两汉交替之际窦融“保据河西”，到西晋末年张轨“出镇河西”，汉文化在河西的传播与影响不断加强。到了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河西相对安宁，遂成为内地世家大族的重要移民避难地区，汉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并发扬光大。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是关陇集团的代表，其制度渊源上承汉魏，中继北朝的魏、齐政治，河西五凉是其间的重要中介。故陈寅恪先生称，河西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河西在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河西走廊的区域性政权也为大一统王朝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与制度资源。武威（曾称凉州、姑臧）和张掖（曾称甘州）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嘉峪关和敦煌。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武威，而不是敦煌，而石羊河流域的武威绿洲和黑河流域的张掖绿洲，也远比疏勒河流域的敦煌绿洲要大。《后汉书·孔奋列传》记：“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五凉时期的前凉、后凉、北凉均立国于凉州，隋唐时期凉州成为陇右的中心，唐代河西节度使治所亦在凉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到了明清时期，更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 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学者张力仁注意到在归义军时期，河西分别出现分属于不同民族的政权体系，如甘州回鹘牙帐、肃州龙家、凉州蕃汉联合政权、敦煌归义军政权等。只要有绿洲，就有人从事定居农业，绿洲为地方割据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统治基地，其社会也都由“胡”、汉人群共同构成。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占据了敦煌和酒泉两个核心绿洲；北凉政权则占据了张掖绿洲；南凉政权则占据了武威和西宁绿洲。西夏党项政权统治的核心区之一也是在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的“西凉府”地位仅次于西夏国都“兴庆府”。 而这些地方政权和中原、游牧政权之间发生着不同的关系，既有战争，也有长时段的和平交流，农区、草原和绿洲之间力量互动的结果使得河西走廊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色。为了适应治理区域内的农耕与游牧人群的需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往往接纳多元文化。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就是“多语并存”的多元文化区域。如现存的“凉州碑”（全称为“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一面是西夏文，一面是汉文；发行的货币，既有西夏文又有汉文。西夏惠宗时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对内大兴儒学，提倡汉文化与技术，废行蕃礼，改用汉仪。元至正八年（1348年）刻的西宁王速来蛮重修莫高窟的功德碑，就是用西夏、汉、藏、回鹘、八思巴、梵文6种文字刻成，这几种语言文化在河西走廊都有分布。 除了多元文化政策以外，河西治理者也采取一体化政策，特别是为了弥合游牧与农耕的意识形态差别，一些时期的统治者特别推崇佛教，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推手。河西最早的石窟就是在卢水胡人北凉沮渠蒙逊政权时期开始营建的，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涉及十多种文字。在吐蕃、党项、回鹘、蒙古政权占据河西走廊时期，佛教依然为各族统治者和民间所推崇，得以长盛不衰。吐蕃赞普大规模推行佛经抄译，敦煌成为抄经并向外传播的中心之一。近年，藏地一些寺院发现的吐蕃时期的经典，其抄经人就是敦煌的写经生群体，可见敦煌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敦煌有“善国神乡”之称，吐蕃占领敦煌后，赞普赤松德赞邀请敦煌的禅学高僧摩诃衍入藏，亲自询问有关禅宗的问题，敦煌人王锡随摩诃衍一道入藏，并撰写了《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记录这一过程。摩诃衍和王锡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布禅法，使汉地禅宗思想在吐蕃得到迅速发展，影响颇巨。在汉僧与印度僧人的大辩论中，摩诃衍与王锡一道阐述了汉地禅宗的见解。河西走廊通过佛教成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原的文化纽带，佛教也是不同民族的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政治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