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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夏(1038-1227)上承吐蕃、唐代归义军、回鹘，实际控制“河西走廊”达200余年，客观上把汉、唐之后贺兰山一带的“丝绸之路”引向了繁荣，并把“河西走廊”沿线的文化遗存打上了独有的印记。本文拟从宗教学、语文学、文学等方面论及存世西夏文献与河西走廊遗存文献、文物以及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从而彰显西夏文献对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建构的重要价值以及对其加以保护的重大意义。 关 键 词：丝绸之路 民族文化 西夏学 作者简介：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16BMZ026)阶段性成果。 一、西夏及文字、文献概况 西夏(1038-1227)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在唐代之前，党项人生活在青藏高原，经常联合吐谷浑对抗吐蕃。唐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党项人被唐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唐开元(713-742)年间，党项人又被吐蕃军队劫杀，向唐玄宗请求内附，被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之乱”后，这部分人又迁至银州(今陕西米脂、佳县)以北和夏州(现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以东地区。此后，党项人在李继迁等首领的率领下，经过不断征战，于宋咸平五年(1002)攻陷灵州(现宁夏灵武)，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都于此。接着，他们又“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于宋咸平六年(1003)攻占河西重镇西凉府，逐渐把势力西扩于“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 攻陷灵州、凉州之后，党项人即占有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便利。凉州向为“丝绸之路”重镇和粟特商人往返贸易的必经之地。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粟特商人在中国活动的记载，是斯坦因(A.Stein)发现于敦煌西北长城烽隧的粟特文信札，写成于公元4世纪初叶，其主要内容即是报告粟特商人以凉州为中心，前往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的情况[1](P.3-8)。而在唐代，固原、灵州也早已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粟特商人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可向东南经原州(现宁夏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也可向东北经灵州、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到北方各地[2](P.27-85)。 占据灵州、凉州后，党项人势力日强。1036年，元昊进而攻陷瓜、沙、肃三州，取代回鹘，占领了“丝绸之路”的主干线。至此，“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3](P.13994)遂于1038年正式建立“白高大夏国”(竤辊菞皣繕)，中原史书称其为“西夏”。西夏存在了190年，历经十代皇帝，到1227年被蒙古所灭。 西夏的主体民族自称“番”(西夏文“紒”，音mi)，汉语称之为“党项”，藏语称之为“弥药”(minyag)。11世纪以后的阿拉伯、波斯和蒙古历史文献都沿用Tangut这个名称指称党项，该词源自突厥语，首次出现在公元735年的“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4行[4](P.158)。西夏移民在元代被称作“唐兀惕”或“河西”[5](P.317)。西夏人的足迹曾远至西域、中亚，且对当地的屯垦树艺发挥过重要作用[6](P.51-70)。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当1221年丘处机奉命去中亚谒见成吉思汗时，抵达邪米思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看到城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7](P.59)直到元代，西夏后裔仍然广布于中亚和“丝绸之路”沿线，虞集《立只理威忠惠公神道碑》记载，西夏进士曲也怯祖之子呵波古，从阿鲁忽征中亚，居薛迷昔干(撒马尔罕)，“领番直、主弓矢、鹰隼之事，而治其人民焉。”[8](P.1099)《元史》载，政府曾多次签发西夏遗民充军西域，如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世祖曾将蒙古军2000人、河西军1000人，戍斡端城(今新疆和田)；[9](P.216)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闍鄽地(今新疆且末)，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9](P.302) 在占领河西走廊、完成开疆拓土之后，元昊于宋景祐三年(1036)又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制独一无二的西夏文，二是“改大汉衣冠”。这两件事完成后，他认为称帝的一切准备就绪。在宋宝元元年(1038)向宋朝遣使递交的表文中，元昊强调了创制西夏文字的意义，曰[3](P.13995-13996)：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 关于西夏文，《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有如下记载[3](P.13995)：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元昊创制西夏文之功绩，在西夏历史上广被称道，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述及“风角城皇帝”元昊曰[10](P.6)： 焊篎糣垄保猜索订饲祤竾瞭，椿篔超癏，蒾技碩属，瞲其息握。 此后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建立番礼，创制文字，翻译契经。 西夏国师鲜卑宝源创作的诗文总集《贤智集》中也对“风帝”元昊的开疆和造字之功有很高的评价，曰[11]： 糣索腟省，淮硾継継碜碜。椿笼砀带，萰硞窿窿緘緘。薮共睶嘻，镑皱滩饲焦箍。错衡泛剩，砫碟紒蒾碩属。 风帝即位，四海战战兢兢。番地无边，八山巍巍荡荡。剑刃以磨，地上疆界已正；玉毫绵长，创制人中番文。 在西夏文诗歌《夫子善仪歌》中，盛赞西夏文的实际创制者野利仁荣为“天上文星”[12](P.333-339)： 兽烘繕蔃的竭睎，猜毋蒾碍蝊粮  ，技蔎砳鞘繝粮妄。我辈国野利夫子，天上文星出东方，引导文字照西方。 西夏遗存文献主要发现于河西故地，最大宗的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1909年，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在黑水城发掘了一座藏经塔，获得了十余万叶文献，这些文献现存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14年，斯坦因(A.Stein)又在黑水城进行了搜集，构成了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特藏的主体部分。之后，内蒙古考古队也对黑水城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些文献。 在此之前，1900年，毛利瑟(M.G.Morisse)、伯希和(P.Pelliot)、贝尔多(F.Berteaux)3人在北京北海白塔下的一堆废纸和旧书里找到了6卷瓷青纸泥金书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现分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和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1908年，伯希和还曾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搜集到200余西夏文残片，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墙时，发现了五个瓦坛，里面装满了西夏文的佛经。这批佛经的主要部分后来入藏于国家图书馆，散失的经卷落入国内收藏家之手，其中有些被倒卖到了日本，现在日本几个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主要来自这里。1991年，宁夏自治区考古所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上出土了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一批文献。 此外，在甘肃武威亥母洞、西夏王陵、敦煌莫高窟等处还有小规模的西夏文献出土，甘肃武威还有一方刻于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近十年来，世界上几个最丰富的西夏文献特藏相继公开，这些文献对于西夏历史和文明的重建，对于宋、辽、金、元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于吐蕃和回鹘佛教的传播研究，对于“丝绸之路”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此前，学界从西夏社会和历史文化诸方面对西夏文献的价值阐述的比较多，本文拟重点从宗教学、语文学、文学诸方面就西夏文献与“河西走廊”文化遗存之间的关联再加阐释，从而彰显西夏文献对“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建构的重要价值以及对其加以保护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