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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夏文献与“丝绸之路”民间信仰遗迹、占卜卦书等形成互证 文献常常可以和文物及民间信仰形成互证。国内目前发现的几处最早的“唐僧取经图”大多位于河西，分别见于甘肃敦煌安西榆林窟和瓜州东千佛洞，据考证均绘制于西夏稍晚时期②。学界已确定的榆林窟两幅“唐僧取经故事”壁画位于第2、3窟内，其中第2窟“水月观音变”中，主像为“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位于壁画的右下角，自左而右是向观音合十礼拜的唐僧和牵马的猴行者；第3窟西壁南侧的“普贤变”中，主像为普贤菩萨，“唐僧取经图”位于后左侧波涛的对面，唐僧双手合十礼拜，猴行者紧随其后，唐僧身后白马鞍上载有莲花，莲花上放着散发熠熠神光的经书包裹[32](P.21)。东千佛洞第2窟有两幅“唐僧取经图”，在中心塔柱两侧甬道的壁画中各有一幅“水月观音”，其中又各有一幅“唐僧取经图”，唐僧身披袈裟向观音顶礼膜拜，身后是孙行者和一匹白马[32](P.25)。几幅“唐僧取经图”均出现在佛教题材的壁画中，且是“普贤变”和“水月观音变”等经变故事的一部分，说明在西夏时期玄奘“取经故事”已经融入佛教，成为与观世音菩萨等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外，1917年宁夏灵武县发现的五个瓦坛，里面除了装满了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佛经，同时还有一部讲述“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销释真空宝卷》。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其内容为讲解经文(讲经)和说唱因缘(说法)两大部分。宋代，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孕育和产生了“宝卷”[33]。《销释真空宝卷》“开经偈”有“唐僧西天去取经，一去十万八千程。昔日如来真口眼，致今拈起又重新。正观殿上说唐僧，发愿西天去取经。”正文亦有“牛魔王，蜘蛛精，设入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等内容。《销释真空宝卷》与西夏文、汉文佛经一起在西夏故地灵武被发现，与“唐僧取经图”出现在佛教题材的壁画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说明“唐僧取经”故事在河西地区已经融入佛教，作为讲经文的一部分来宣讲。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инв.№ 2554)中收录有“十二钱”卜卦书，首句作“大唐三藏西天”，卷尾题“大唐三藏卦本”。每卦均含与人生密切相关的“买卖”、“婚姻”、“降生”、“出行”等问卜事项，以“五行”和“乾坤”作为卦名，共包括“一文金卦”、“二文土木卦”等十三卦[34]。“十二钱”卜法，是用十二文铜钱掷于盘中，然后根据钱的阴阳面来卜算吉凶的占卜方式。此卦书名为“大唐三藏卦本”，说明西夏时期“大唐三藏”已经被神化为能使占卜灵验的偶像，受到百姓的膜拜，堪与“唐僧取经图”出现在“水月观音”壁画和“唐僧取经”故事作为“宝卷”的内容等形成互证。 “大唐三藏卦本”作为“十二钱”卜法与敦煌发现的汉文S.3724V/2等卦书一致[35](P.22)。此前，学者曾注意到敦煌占卜书中也曾出现为了应验而称念“诸佛名字”，并有“专心念卜”等词语，如：P.4778《管公明卜要决经》曰：“凡为卜者，清净礼拜管公明，专心念卜，又称七佛名字……凡卜，唯须念七佛名字。管公明为后贤，吴仲占吉凶观万事。”[35](P.34)敦煌出土《佛说七千佛神符益算经》、《佛说八阳神咒经》、《佛说安宅神咒经》等宗教文本均有术数化倾向③。说明唐五代河西地区即有民间占卜与佛教相融合的传统。 俄藏2554号文献中还包括另外一种卦本，卷首题名“观世音菩萨造念诵卦”，所卜事项也是关于“买卖”、“婚姻”、“降生”等人生大事，从卦辞和卦象的组合形式看，似属于“周公卜法”一类卦书。此卦本不仅托名“观世音菩萨造”，还像佛经一样有一段诵持的咒语。同时，俄藏инв.№ 7679也存有“十二钱”卦书残本，卷尾题“掷卦本”，始于“一文十一曼者坤下震声变幻卦”，止于“十二曼者水火相变卦”。该卦书与《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佛说避瘟经》等佛经合抄于一本[36]。 占卜卦书托名“大唐三藏”求取，与卦本题名为“观世音菩萨造念诵卦”一样，反映了西夏时期佛教信仰与民间占卜相互融合的社会特点。而与敦煌卦本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一致性，更能说明西夏民间占卜与信仰的风尚，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唐五代时期的传统。存世西夏文献对于研究唐宋时期“河西走廊”的世俗社会风貌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西夏语文学资料与“丝绸之路”遗存的传承关系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守温字母”残卷和多种《切韵》残卷，以及同时出土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不仅帮助我们认识了隋唐五代的韵书发展史，让后人窥见中国音韵学萌芽时期人们对汉语的认识，而且还为我们勾勒了以长安话为代表的汉语西北方音和河西方音的特征，直到现在还仍然为汉语方言和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养料。 同样，黑水城出土文献也是一座音韵学资料宝库，保留了很多两宋时期的汉语韵书珍本，包括宋刻本《广韵》、《平水韵》和韵格簿残叶，以及等韵门法著作《解释歌义》。据推测，《广韵》残本刊行于北宋仁宗至钦宗时期(1023-1127)，为现存《广韵》详注刻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几张无题韵书残叶反映了从《礼部韵略》到“平水韵”演化的中间阶段；《解释歌义》则为宋代《四声等子》中的那句名言“关键(门法)之设，肇自智公”做了极好的注脚，首次确切地告诉世人等韵门法的创始人叫智邦，并展示了智邦所创等韵门法的具体内容；韵格簿则代表了等韵图较早期的面貌[37](P.9-10)。 不仅如此，敦煌发现的藏、汉对音资料与西夏时期编订的番、汉对译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和大量梵、汉对音资料，还让我们认识到多民族杂处的“丝绸之路”上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如敦煌发现的《千字文》等藏汉对音资料显示，  收声的宕、梗、曾、通摄字的鼻音韵尾有消变的现象，且几种资料所显示的变化多有不同，对此，罗常培认为“ 收声的消变始终就是方音的歧义”。[38](P.40-41)高田时雄则明确指出“藏文对音、回鹘字音、西夏语等材料表明，古代西北方言中确实存在一些十分明显的变体。”④我们也认为应把西夏文献所记录的12世纪河西方音看作“党项式汉语”，属于汉语西北方音的民族变体[39]。同时，西夏人还把汉语音韵学“五音”、“七音”、“三十六字母”、“二百零六韵”等声韵分类手段巧妙地运用到西夏文的字音分析当中，从而模仿中原韵书编定了几部西夏文字典，如中原有《广韵》，西夏就有《文海》，中原有《礼部韵略》，西夏就有《文海宝韵》，中原有《韵镜》，西夏就有《五音切韵》，中原有《尔雅》，西夏就有《同义》，从而为学界研究西夏语和中古汉语音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在西夏韵书《五音切韵》序言中，西夏人用36个西夏字把汉语“三十六字母”的代表汉字加以音译，从而让我们了解了河西方音並、定、澄、群、从、床等浊音声母已经清化为同部位的送气清音；中古明、泥、娘、疑等鼻音声母字读作同部位的浊塞音或  等；梗摄、曾摄、宕摄和通摄字失落鼻音韵尾 ；入声韵读若阴声韵等特征[40]。学界对西夏语的认识也是随着欧洲人对“丝绸之路”遗存资料的关注逐渐清晰起来的。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行至沙州，抵达唐古忒境内时，他听到当地多数信奉佛教的居民讲着一种独特的语言，曰：“抵一城，名曰沙州。此城隶属大汗，全州名‘唐古忒’(Tangout)。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其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41](P.192)整整6个世纪以后，法国人戴维理亚(M.G.Devéria)看到了居庸关券洞的“六体石刻”中有一种未知的文字，当他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热拉尔(Gérard)搞到了一份凉州感通塔碑拓片加以比对时，第一次正确地辨识出这种文字是西夏文，从而揭开了西夏文研究的序幕。不过他猜测西夏文书写的可能是一种藏语方言，却误导了学界近20年时间⑤。1916年，劳费尔在《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掌中珠》所记录的西夏语与藏语、彝语和么些等藏缅语的系统比较，认为这种语言与彝语和么些语支有确定无疑的亲属关系，“西夏语属于藏缅语中的西—么—倮语支”⑥。劳费尔的这一判断被聂历山赞誉为可以使后来的西夏语研究走出迷途⑦。20世纪80年代，孙宏开发表《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一文，率先提出藏缅语族内部应该划为五个语支，即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且认为西夏语与木雅语比较接近，应该属于羌语支[42]。最近，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在《党项语历史音韵和形态论纲》中又提出应该在汉藏语系的缅彝语族内部另行建立一个“党项语支”，或者叫“木雅语支”，这个语支包括被中国学者归入羌语支的党项语(西夏语)、嘉绒语、木雅语、普米语和却域语，但不应包括羌语[43](P.2-4)。 尽管关于西夏语归属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随着西夏文献解读的深入，人们无疑会对西夏语特征的了解越来越全面而准确，而存世西夏文献也必将为藏缅语历史语言学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西夏还编写了很多供国人识文断字的蒙书，如仿照中原《千字文》编写有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44]，仿照“杂字”体字书编写了西夏文《三才杂字》。在无名氏的“三才杂字序”中，阐述了编辑该书的缘起[45]： 今文字者，番之祖代依四天而三天创毕。此者，金石木铁为部首，分别取天地风水，摘诸种事物为偏旁。虽不似仓颉字形，然如夫子诗赋，辩才皆可。后而大臣怜之，乃刻《同音》。新旧既集，平上既正。国人归心，便携实用。呜呼！彼村邑乡人，春时种田，夏时力锄，秋时收割，冬时行驿，四季皆不闲，又岂暇学多文深义？愚怜悯此等，略为要方，乃作《杂字》三章。此者准三才而设，识文君子见此文时，文□志使莫效，有不足则后人增删。 西夏在国内建有“番学”和“汉学”，为了推广两种语言的教育，还编订了双语教科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在“序言”中，骨勒茂才就其功用有如下说明[46](P.5-6)：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故茂才稍学番汉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惭怍，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音分辨，语句昭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 该书对每则词语的解释均采用“四行对译”：第1行是汉字，为第2行西夏字注音；第3行汉字为第2行西夏字的释义，第4行西夏字为第3行汉字注音，堪称现存最古老的双语教科书，这种特殊的体例也许可以看成元、明、清三代近百种官修译语字书的始祖[47](P.14)。 西夏这类蒙书的编纂来自中原和河西地区古老的民间传统，敦煌藏经洞就曾发现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碎金》等多种方便“村邑乡人”开蒙识字的蒙书[48]。 西夏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北宋的书籍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了西夏，黑水城文献中保存有一批儒家经典的西夏文译本，其中《孝经》、《论语》和《孟子》等以吕惠卿《孝经传》、陈祥道《论语全解》和陈禾《孟子传》等北宋“新经学派”的注本为底本。而由于吕惠卿和陈禾书的汉文原本已经亡佚，这些西夏译本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文本的内容。同时，西夏遗存文献中还有《孔子和坛记》、《贞观政要》、《十二国》等译本，以及以北宋司马光《家范》为基础编译而成的中原慈孝史传故事集《新集慈孝记》，从中原儒学经典中摘录阐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言论集《德行集》等，这些书均可以看作西夏官方对百姓进行启蒙教化的范本。 黑水城文献中不仅有西夏文、汉文文献，还发现有女真、回鹘、蒙古文文献，相关文献的解读对促进这些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大有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