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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夏俗文学与敦煌讲经文等唐、宋文学的传承关系 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大量的宗教说唱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唐、五代、宋初俗文学的发展样式，目前对中国唐、宋时期民间流行的讲经文、变文等说唱文学的认识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西夏皇帝继承了前朝的崇佛之风，而与敦煌莫高窟相似，黑水城文献又是在佛塔中掘得的，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西夏遗存文献中所展示的士民文学的风格与敦煌文学颇为相似。尽管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本土文学作品相对较少，但仅有的两部西夏文文集——《三代相照语文集》和《贤智集》，均是西夏僧侣文学的集中代表。其中西夏僧官鲜卑宝源的诗文别集《贤智集》向我们展示的说唱文学的体裁最为丰富，有“辩”、“诗”、“文”、“赞”、“颂”、“曲子辞”等。而最引人注目的体裁“辩”，与敦煌文学中的“唱辩”一脉相承。敦煌文学中的“唱辩”作为变文的一种形式，是“唱导”的发展。作为佛教通俗的讲经形式，“唱辩”在中唐开始盛行，是敦煌写卷中各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基本表演形式，也是转读和歌赞相结合的读经方法与中国固有的讲唱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贤智集》共收录鲜卑宝源创作的九篇“辩”，且形式不固定，其中“劝亲修善辩”正文为四、六骈文，非常适合说唱；广征博引，历数西夏几位先祖的丰功伟业，陈说他们难逃死后成灰的宿命，从而劝导人们清心修善；而文句又两两对仗，辞藻富有变化；正文后又附押韵七言“诗”，对前面内容加以总结。可以说“劝亲修善辩”充分运用了“声、辩、才、博”的手法，展示了“唱辩”的典范技巧[49]。 除了“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僧侣文学，西夏还流行中原的“汉歌”，沈括《梦溪笔谈》卷5载，在神宗元丰五年(1081)他任职鄜延时所写的“凯歌”中，有“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的句子[50](P.733)。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余仕丹徒，常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51](P.674)可见，柳永(987-1053？)等中原文人创作的诗歌作品也为西夏人所喜爱。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一本汉文无名诗集，集内存《炭》、《冰》、《冬住兰亭》、《窗》、《忠臣》、《孝行》、《柳》、《梨花》等约60首诗，聂鸿音先生曾据“孝”字缺笔推测其为避夏仁宗仁孝名讳，成于仁宗时期(1140-1193)。集内诗歌的用韵有以庚(清)韵的“诚”、“情”和真韵的“身”押韵的情况，显示了典型的西北方言特征，其形式上多为中原格律诗的模仿之作[52]。 除了“汉歌”，黑水城文献中还有西夏人自己创作的诗歌。现存西夏文诗集有两部：一为刻本诗集，是夏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所刻，共包括《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五卷，除了《道理诗》是格言集外，其他每卷仅为长诗一首。其中《大诗》叙述的是党项族神话中的宇宙产生缘起，《月月乐诗》依次描述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和人事。另外一本是写本诗集，用行楷小字抄在上述刻本诗集纸背，集内现存《夏圣根赞歌》、《造字师颂》、《新修太学歌》等近30首诗，其中《新修太学歌》赞美的是西夏乾祐二十三年(1192)所建太学的宏伟壮丽，可以据此推测它们的写作时间也应是仁宗时期⑧。 这些诗歌中《月月乐诗》的形式最值得注意，它共分12章，每章吟咏一个月的物候人事，同时每章又分成上、下两阕，两阕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但用字却截然不同，如在上阕有“月月乐根源说”一句，读作ka-wo khe nia-wu cu，下阕相应的地方也有“月月乐根源说”一句，读作le-le be mu te-dui。通过对诗歌内容的分析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考察，聂鸿音先生认为同一章诗的上阕和下阕是同用西夏文记录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前者称为“勒尼语”(le ji)，后者称为“番语”(mi)，即“西夏语”(Tangut)[53]。这种诗歌形式与敦煌所出的《十二月》诗(S.6208，P.3812)非常相像，但在同一首诗中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构成同义词对仗，应该是西夏人的创新，反映了西夏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 宝源《贤智集》中有一首《显真性以劝修法》，附题“汉声杨柳枝”，为七言加三字“和声”的长篇韵文，当是仿中原《杨柳枝》曲而作[54]。《杨柳枝》本为唐教坊曲，亦用作词调。最初以七言四句为基本范式，如白居易作新翻《杨柳枝》：“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这种形式至晚唐五代犹不废，但加入“和声”成为长短句。任二北《唐声诗·格调》谓“此种辞格在初唐长孙无忌《新曲》等作中，早已孕育。其成熟时期绝不至迟及五代”[55](P.516)。清代万树《词律》载五代顾夐《杨柳枝》(秋夜香闰思寂寥)，为长短句体，双调，四十字，上阙四句四平韵，下阙四句两仄韵两平韵，为七言绝句，每句下再加三字“和声”(“漏迢迢”、“烛光摇”、“无寻处”、“滴芭蕉”)而成[56]，可见其五代时期的典型范式已然如此。《杨柳枝》的这种范式在宋代仍流行，如宋王灼《碧鸡漫志》卷5云：“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57](P.505)而从西夏文《显真性以劝修法》的格调看，与宋代的传统形式一致。 西夏最为独特的文学样式还是“格言”或“谚语”，西夏遗存文献中有一部《新集锦合辞》(耬并三稉酮稈)，又译作《新集锦合道理》，乾祐七年(1176)由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梁德养进行初步收集，乾祐十八年(1187)由晓切韵博士王仁持最终编定成书[58](P.)。全书共有“道理”364则，最短的每联两句6字，最长的每联两句36字，形式上呈现杂言、无韵但有对仗的特征。《新集锦合辞》的开头写道：“番律辩才句无穷，番人谚语自古说。”可见，“道理”是西夏自古就有的传统文学形式。克恰诺夫曾把西夏格言和印度、西藏格言进行比较，认为印度和西藏的许多对称性格言范本，是从西藏或其临近地区，其中也包括从唐古忒人那里，传到中亚各民族那儿的[59](P.22)。聂鸿音先生进一步认为：“在西夏地区广为流行的格言是西夏诗歌的直接源头，单纯从形式上看，一首西夏诗歌实际上等于是用若干首格言连续排列而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格言是党项本民族一切文学形式的始祖。”这种形式与丝绸之路上回鹘、黠戛斯、蒙古的民间文学形式也多有相似之处⑧。西夏格言、谚语的内容，既具有史诗性质，又反映本民族社会历史与风俗民情，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黑水城出土汉文《杂字》的“司分部”列有“教坊”，“音乐部”列有“影戏”、“杂剧”、“傀儡”，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金代刊刻的“入曲说唱”底本《刘知远诸宫调》，可以推知在西夏境内除了诗歌，还有更为丰富的民间文艺形式⑧。 黑水城出土文献是研究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社会风俗的一座宝库，除与“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的上述关联外，西夏职官名称也对唐五代时期在“河西走廊”出现的吐蕃官名的考订具有参考价值。如广泛见于敦煌、吐鲁番、于阗、鄯善等地出土文献中的吐蕃官名“节儿”和rtse-rje，据王尧考证前者是后者的音译，其本义是“一寨之主、一城一地的守官”[60]。在敦煌藏文写卷《战国策》译本(P.T.1291)中，rtse rjer可与“太守”对译，而西夏文《类林》把“太守”译作“保we2芈dzju2”，义为“城主”，可知西夏“城主”与吐蕃官名rtse-rje“节儿”有某种渊源。同时，根据在西夏文献中“城主”往往指称各边地“郡”、“县”、“城”、“寨”的长官，而藏文rtse-rje音译为“节儿”也符合汉语西北方音的特点，“节”在《广韵》中音“子结切，精母屑韵开口四等入声山摄，可以拟音为tsiet[61](P.60)。敦煌《千字文》中汉字“节”所对应的藏文正是tser，唐、宋梵汉对音中与“儿”同属日母字的“惹”、“日”等往往与梵文j-对音，我们还可以反观学界把吐蕃官名rtse-rje“节儿”看作汉语“节度使”的简称等是没有根据的[62]。无疑，随着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入，这些文献所反映的“河西走廊”各民族民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实情，将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一样缓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幅画卷必将对中古时期“丝绸之路”文明传统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