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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与公共精神阙如 多民族集聚在社区这一特殊场域，由于每个民族的渊源、历史与发展脉络、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文化等因素不同，民族间交往与融合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以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为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藏族、土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信仰藏传佛教，信仰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要是汉族，信仰东正教的主要是俄罗斯族。同一民族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尚且会产生矛盾，不同民族杂居社区中，民族的异质性更会导致“自我认同”与“他者辨识”之间的冲突，对他者的承认与对他者的尊重，都是从对其他民族的“辨识”起步。再如，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广泛推广的生态移民，对异地搬迁混杂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移民者居住环境、生产生活空间的辗转腾挪”[10]等极大地妨碍了多民族在社区中“互嵌”。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主要表现在互嵌空间的不足、精神互嵌的缺失、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及这些困境所带来的公共精神阙如。 (一)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 1.互嵌空间的不足 互嵌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也是一种交往空间，更是一种社会空间，是社区场域中族际关系各个方面的集合体。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格局，造成部分少数民族囿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缺少交往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可能因为先天的自然环境和可利用的资源匮乏造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新疆维汉人口的分布以天山为分界线，天山南麓以维吾尔族聚居为主，天山北麓以汉族聚居为主。”[11]新疆各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有其显著的地域特征，其他多民族省份亦存在这样的特点。互嵌空间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民族各自的居住空间的“互嵌”不足；二是各民族走出各自居住空间后共有的公共空间不足。而党中央强调的是民族社区不同民族的空间互嵌即混居或杂居所体现出来的居住空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以及走出居住空间在社区公共空间里的互动。 2.精神互嵌的缺失 党中央强调的精神互嵌即精神层面的“你是我的兄弟，我是你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相对于空间互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互嵌”，才能形成最终的“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2]。精神互嵌需要大范围个体间、民族间的良性互动，它可减少、降低甚至最终逐步消弭个体间、民族间的摩擦、误解。而现实的区隔一是地理环境区隔造成各民族互动不足，故难以达到良性互动，如笔者田野调查中发现部分农业区与牧业区往往一路或一河之隔而基本无互动；二是尽管多民族混居在同一社区，却出现了或有互动但非良性互动或无互动又伴有“标签化”的他者辨识。伴有有意识地避免产生互动的想法，再加上“以讹传讹”对某些民族产生了怕受到其伤害的畏惧感，无法忍受其生活方式的厌恶感，自以为本民族才是先进民族的蔑视感等，形式上“共在”同一社区，事实上却不能“共处”，特别是没有行为交往和精神交流。 3.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 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还体现为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因民族间的良性互动不仅局限于族际互动，还特指并落实到民族个体间的交往行动。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走出社区和本民族的传统生活空间，导致日渐疏离的原子化个人无法在社区范围内进行有效互动，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 如上三个方面都极大地影响着民族社区的“互嵌”，或因自我保护的原始冲动，或因“抱团而居”的族际居住内卷化，或因社区个体走向更大的社会空间等多重原因，其最终结果皆可归结为社区公共精神阙如。 (二)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精神阙如 公共精神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价值层面[13]，它与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如公正、尊重、欣赏、理解、包容等相对应，其根本旨趣在于关注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尊严[14]。按照帕特南的理解，公共精神首先指公民参与，其次指参与主体的平等关系，再次指彼此保持团结、信任、宽容与理解[15](P.102-103)。社区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居民基于社区认同基础之上，参与各种公共活动的一种公共精神”[16]，它促使对国家和社区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公民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对民族互嵌型社区来说，就是让多民族群众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尽管他们可能对某些涉及民族利益的具体公共事务持不同看法，但因这种公共精神的存在，彼此之间却可能是宽容和信任的，他们之间由一根看不见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互惠合作，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中拥有丰富的公共精神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然而囿于地理格局的限制，我国民族社区成员很难走出各自居住空间、主动走入互嵌空间，进行族际交往与体验族际交流。 这里的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精神阙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不高，这是精神方面的表现；二是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不高，这是行动方面的表现，本质上是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意识匮乏的“德性困境”。从更深层次看，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精神阙如还体现为当前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落后于快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尚不能为当前的现代化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持，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前个体与群体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所起作用并不尽如人意，这表现为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关键符号和民族文化认知都略显片面、陈旧、故步自封，何谈相互尊重？部分群众长久以来的国家认同略低于民族认同，进而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薄，“国家”、“民族”、“个人”三者利益排序本末倒置。从一定意义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公共精神，而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精神又充盈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代，无论是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精神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不是自发产物，需不断建构和培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