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追寻记忆之场：地震社会记忆的再塑与变迁 对人们而言，死亡是灾难冲击最直接的后果，因而围绕罹难者的纪念便为地震记忆保持了最持久的温度。但一场创伤性灾害事件之后，种种教训很难脱离灾害场景得到完全的保留。因此，记忆需要依附特有的符号与象征物以汇聚集体的认同，从而实现记忆的传承。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他的鸿篇巨制《记忆之场》中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其所指十分广泛，从纪念物、纪念仪式到教育、国境、历史文化遗产、语言文学等都可被视为记忆的装置物。⑦记忆借助“记忆之场”得以表达与释放，但其形式与内容却受到社会框架的约束，使记忆塑造的过程转化为社会各群体复杂权利介入的关系表达。战后日本受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政府权利被法律约束。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行动能力，以致阪神大地震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社会反而进发了自主救灾的活力，使1995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塑造与蔓延。 首先，围绕慰灵与镇魂而来的地震死难者纪念活动，是地震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震后不久，广大灾区民众提出要向世人昭示此次地震教训的要求获得政府大力支持。1999年，经过长时间筹备，一处重要的地震记忆公共空间在神户市政府旁的东游园地正式建成。为铭记地震，将灾后复兴的过程传承后世⑧，每年地震纪念日，此地都会举行盛大的追悼纪念仪式，成为唤醒地震记忆的重要场所。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建造纪念碑的方式不同，阪神大地震的慰灵与复兴纪念碑设立在地下，创造出一处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内敛性哀悼冥想空间。纪念碑上镌刻着几乎所有震亡者姓名，并对地震发生时间、震源深度及所造成的生命和物质损害作了清晰而简洁的描述。追悼者们在这里寄托哀思，使灾难的过去与当下的怀想凝聚一处，地震记忆得以不断重构。 地震纪念碑建立执行委员会会长堀内正美在震后10周年的采访中回忆，“震后的第一个彼岸节⑨，人们在烧焦的城市废墟间供奉鲜花、啤酒、果汁等东西，以思念故人，有时甚至还能看到强拉着陌生人倾诉受灾遭遇的场景。这种包涵了个人祈祷与希望对他者讲述的情感动因大概就是纪念碑建造的思想原点”，“纪念碑之所以重要，除了起到抚慰死难者亲属的情绪的作用外，还因为灾后重建会使记忆的纽带消失。因此，这个城市需要唤醒记忆的按钮。为了建立让记忆不断延续的装置，我们一直在做纪念碑地图⑩与交流谈话活动”。(11) 震后20余年间，阪神大地震纪念碑建造更是跨越了地域边界向全国场域蔓延。这一特点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至2004年，日本各地为阪神大地震所建纪念碑总数已超过230个。(12)神户大学今井信雄教授曾对纪念碑进行过社会学分析，认为按纪念意义，纪念碑可分为面向死者或面向生者而立的碑；按立碑者所属，又可分为学校、地域组织、宗教组织、行政组织、福利组织所立之碑。纪念碑表达的意义以及碑文的叙事框架正是在如此交错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产生。(13)与社会自组织相对，日本政府在地震记忆构建中的政治参与作用并不明显。2006年，东游园地仅增立了皇后支援灾后复兴的诗文碑。2015年5月16日，安倍晋三作为震后20年来唯一参加地震纪念仪式，并为死难者献花的日本首相显得姗姗来迟。(14)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记忆的无限膨胀也为灾害认知带来了某些负面作用。由于某些纪念碑上的内容太过简单，反而使地震灾情描述缺位，意义表达晦暗不明。这不仅难以推动地震记忆传播，甚至会使地震的纪念警示功能日渐丧失。2002年4月1日，兵库县正式将阪神大地震纪念日设置为“兵库县安全日”。无疑，纪念日的固定化将地震记忆引向了更为宽广的未来，但随着地震记忆的不断变迁，如何在多元意象中寻求防灾意义的有效传承成为日本社会亟须解决的新课题。 东游园地中另一重要地震纪念物是长燃不灭的“一·一七希望之灯”。地震纪念碑落成后，民众倡议以“温情”“体味”“活着的证明”为象征意义设立纪念灯。灯中火种从地震灾区及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分别运来，合而为一。纪念灯的碑文，记录了受灾者的复杂心绪：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四十六分，阪神淡路大地震。地震夺去的是我们的生命、工作、团圆、家园、回忆……我们看到了不能在地震来临前一秒进行预报的人类的极限。但地震留给我们的是温情、体谅、人与人的羁绊、朋友。这展灯将夺去的所有生命及活着的我们的思绪连为一体。” 简短的叙述表达了人在自然面前应有的谦逊，大灾中生命意义的领悟，以及藉由“希望之灯”传递的地震记忆所建立的生死维系。 更为重要的是，希望之灯还衍生出分灯仪式，灯火由神户传向全国。截至2003年，全国各地都曾点燃过“一·一七希望之灯”，这意味着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已不再限于震灾之地而走向开放。与此相应，东游园地地震纪念集会时，追悼蜡烛的形状甚至去掉了KOBE(神户)的地域字样。(15)随之，阪神大地震记忆在此后的地震发生中产生了共振效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受灾地岩手县大槌町、陆前高田市及福岛县南相马市等5个地区都陆续模仿神户建造起“希望之灯”。灯中火种在神户取得，再带回点燃。逐渐，希望之灯的纪念形式开始适用于其他灾害纪念仪式。2015年8月12日，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岩手县大槌町为纪念2014年广岛泥石流灾害中丧生的死难者也举行了分灯仪式。他们“不仅是为死难者慰灵与镇魂，更将祈求复兴的心情与不忘灾害的愿望与神户、大槌、广岛等地域共同分享”(16)。 除却纪念之物与纪念仪式，那些融入日常风景的地震遗址，也是值得追寻的记忆之场。尽管巨灾之下的生活风景变动阻断了人与城市间原本熟悉的记忆构图，令人产生强烈的丧失感，但那些由不易变动的山川、河流所构成的独特自然环境以及花草、绿树组成的公共环境，却是记忆弥合的重要元素。(17)震后，随着大规模重建的开展，地震痕迹几乎抚平不见，那些附着于灾难现场的地震记忆也随之湮灭。 面对地震废墟的消逝，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为了不忘记震灾，不仅需要活着的证人，还要保存地震遗迹”(18)，受灾建筑物应作为宝贵遗产留传后代。(19)为此，志愿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保护地震残迹的“记忆神户”(Remember Kobe Project)运动。领导者三原泰治与三原一真在受灾最重的神户长田区寻找具有保存价值的遗迹时，发现了一处经历二战战火和地震双重打击却屹立未倒的残壁，并将之命名为“神户之壁”。此后，“神户之壁”逐渐演变为灾区民众纪念地震的重要场所。随之，市民又将生活美学融入其中，使它逐渐蜕变为日常生活的交流之地，吸引了一批艺术家聚集于此。1997年，市民们甚至自发创作了歌曲《神户之壁》，在当地传唱。可以说，作为地震记忆之场的“神户之壁”已将防灾与社会文化连为一体。1999年2月，“神户之壁”被迁往淡路岛津名町永久保存(20)，它将成为全人类的地震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发出声音。(21) 值得指出的是，阪神地区经历重建后，像“神户之壁”一样得以保存的地震遗迹并不多见。神户港震灾纪念公园与神户震灾复兴纪念公园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地震遗迹残存。北淡路岛的震灾纪念公园中的野岛断层保护馆，保存了地震活断层的自然痕迹。因此，“神户之壁”的永久保存必将成为日本地震记忆延续中一抹无尽的风景。 此外，神户还创造了用霓虹灯饰品表现地震祭典的人工景观“光之聚”，它试图以艺术之力将地震的自然韵致与人类内在情感谐和起来，以表现生命的感染力。神户“光之祭”还契合了日本战后发光城市发展策略，将地震记忆与神户城市形象建设及旅游结合一体，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光之祭”活动之际，志愿者会走上街头呼吁为世界各地的受灾地区募捐。阪神大地震记忆已经在不断重构中融入了世界灾害记忆体系，为改善灾后人类生存境遇作出贡献。随着地震记忆不断日常化，知识界中一场围绕地震记忆“脱场所化”与“再场所化”的讨论与反思也正在进行。(22)地震记忆正在通过不断的社会交往重塑日本，彰显特定历史时代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