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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自然：日本灾害文化的兴起与教训 地震袭来的瞬间显露了自然的狂野，强烈冲击着人类社会，给人们留下了创伤性的“闪光灯记忆”。但个体的记忆是凌乱、分散与感性的，诸多记忆细节需要在社会集体记忆的框架中不断相互参照、修正，才有可能整合为理性的体系以反映事件全貌，进而获得沉淀与传承。阪神大地震后，人们不断追问自身之于灾害的生命意义，反思地震记忆传承的内涵。经过思想碰撞，一种基于对自然重新理解而生的新观念逐渐形成，推动了日本灾害文化勃然兴起。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中，知识界首先以其敏锐的触觉不断改变着对自然的探索方式与认知范畴。 地震后，知识界迅速组成了志愿者组织，工作范围从最初的灾害情报公开、历史资料抢救扩展到救灾记录保存。1995年1月31日，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成立了“阪神大地震支援联络会”(KOBE net东京)，他们不仅在东京设立事务所和展示室对民众公开报道灾况，还积极地向海外研究者提供专业资料。同日，神户组成了“阪神大地震当地NGO救援联络会”(简称NGO联络会)，设立“文化情报部”，以抢救性保护历史资料。3月，成员们反思了1990年云仙普贤岳火山灾害中没有将救援记录保存下来的问题后，自发成立了“震灾活动记录室”，尝试记录救灾体验并将之作为地震资料保存。4月，在NGO联络会的呼吁下，一批有志于地震记录保存事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成立了“地震记录保存图书管理员网”NGO组织，他们以“不应遗忘，将大地震的记录传递后世”为主旨，推进灾区公共图书馆地震资料收集与保护，并面向公众开放。(23)自此，阪神大地震开创的地震资料保存运动逐渐展开，知识的不断更新成为地震记忆传承的重要形式。 神户大学奥村弘教授曾回忆：“震后，一些人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地震资料的收集、保存工作，这些资料并非自然科学的数据，而是能够表明人们在灾害中如何思考与行动的记录。而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公众对地震资料的大规模利用，这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创举。”(24)1995年2月，奥村弘联合关西地区历史研究者，组建了“历史资料保全情报网络”(简称史料网)。(25)他提出，应该创建一种新形式将无数从地震中获得的教训与经验保存、整理、开放，将其作为全人类应对灾害的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不断传承。(26)1995年10月，政府正式将该活动纳入兵库县震后复兴计划。1998年4月，神户又成立“阪神淡路大地震纪念协会”。2000年，该组织在国家资助下深入灾区腹地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共有约450名调查员走访了各种团体、组织、企业、灾后复兴公营住宅、城市重建协议会等”(27)。目前，史料网活动范围仍在不断地扩大。2004年，日本在遭受了一连串水灾打击后，青年们纷纷地加入到灾害资料收集与保存运动中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年轻人成为组织的中坚力量。(28) 地震资料搜集与保存是阪神大地震给予日本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活动的深入改变了日本对“地震资料”的认知，使之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畴，个人生活记录、震灾体验、传单、避难所板报等，那些突破传统知识的记忆载体都被统合到“地震资料”体系中。2000年，为促进地震资料利用，将之切实转化为社会防灾力，神户建造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在中心诸多先驱性的尝试中，以阪神大地震为契机萌生的人们对地震及其他灾害防灾减灾的愿望正在慢慢实现。(29)日本灾害文化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使应对灾害的知识、经验和教训在更加广域的时空中薪火传承。 在灾害文化构建中，教育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近代最早的防灾教育文本可追溯到明治时期的《稻草之火》(英文原名A Living God)，但战后日本教课书却对之未加采用。1971年《城市震灾对策推进纲要》制定后，防灾教育逐步被纳入自治体的防灾计划与防灾演练。但阪神大地震后，一位老师却指出，防灾训练并未对防御大地震起到丝毫作用，这是因为学校的防灾训练是以震度3的地震为前提，导致防灾演练模式化，无法灵活应对强震。灾后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还显示，灾区大部分民众甚至毫不了解何为“活断层”。(30)这说明日本的防灾教育体系出现了问题。 震后，兵库县开始思考如何将地震教训有效地融入防灾教育中。教育工作者认为，震前防灾教育的最大不足在于仅以防灾演习为中心，没有重视防灾知识的体系化教学。(31)1995年11月，兵库县根据小中高各阶段学生理解力的不同特点，完成了《让幸福来》(日文原名《幸せを運ぼう》)的防灾教材制作。(32)此外，各地学校还纷纷组织学生前往灾区进行地震知识学习与交流，掀起了日本战后防灾教育新高潮。2000年，兵库县立舞子高中正式设立了“环境防灾”专业，成为日本唯一设置防灾教育专业的学校。经过20多年不断发展，日本防灾教育更从最初防灾知识的传授转向舍己为人精神的人格培养。(33) 不仅如此，由民众参与建设的新型灾害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日本地震记忆与灾害历史的存在方式。一直以来，记忆与历史间存在着复杂的转换关系，历史书写者决定何种记忆得以流传，而更多人群的记忆则被埋没。近代后，日本举凡大震害均采用“震灾志”的形式进行记述。记录形式有地震史料目录表、地震年表、市史“灾害篇”的地震部分、地震灾害地图、各类震后调查报告、应对记录、复兴计划等。受近代记忆媒体变革的影响，照片集、报纸等新记录方式也随之出现。(34)但历史书写者大多是地方自治体、警察、消防等救灾专门机构。战后，伊势湾台风灾害又形成了《复兴志》书写体例。阪神大地震后，受地震资料保存运动的影响，日本社会开始出现留存自我记忆并保存下去的公共意识。市民阶层的自我觉醒改变了历史的认识方式，他们试图将个体的灾害体验编入地震共同记忆之中，从而突破了近代民族国家史学的意识藩篱，重新审视被扭曲的历史。(35)老人、孤儿、女性、残障人士等，那些长久以来曾被遗忘、失去声音的群体成为自身历史的书写者。新形势使曾经作为记忆替代品的档案文书、史料集等再也无法容纳重新建构的记忆本身。相反，自由、鲜活的记忆开始超越科学的历史，并大有取代之势。同时，地震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地震历史的重构力量，也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些围绕地震灾害成因、地震影响、震灾应对、灾民心理等广大学术问题展开的讨论，深化了地震认识并再次汇入地震记忆。 阪神大地震的发生促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风险得以暴露，力量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以自立之精神反躬自省。但东日本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件却再次诘问了日本的防灾能力。日本政府在事故后仍将这场灾难解释为“意外之灾”，多位政要在新闻发言中含糊其辞，试图将一切责任转嫁给自然力。(36) 早在1997年，地震学家石桥克彦便通过阪神大地震看到了日本的危机，最早提出“原发地震”(它是指由地震引起的核电站事故演变为放射线灾害的复合地震灾害)。(37)他指出了阪神地震中虽未曾发生但可能在未来频繁的地震中造成更大破坏的隐患。日本自1963年正式使用核电站以来，到1997年共有51座投入使用中，仅关西地区便有13处，一旦因地震出现问题，后果将十分严重。对此，他曾深刻地批评了政府重视政治经济利益而忽视自然，在错误地震认知基础上进行防灾顶端设计。(38)2007年，新潟中越冲地震后柏崎刈羽核电站危机敲响了原发地震的警钟。虽然当时并未造成核泄露，但核电站变压器在地震中发生火灾的场景已经让日本民众神经突起。事后，核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铃木笃之诚恳地承认：“在核电站耐震安全性的评价问题上，的确存在一种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侥幸心理。”参与核能安全性能审查的地震学权威学者、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竹政和也曾直言：“即使对地下断层进行过最细致的调查都必定会有遗漏，对自然需要一种谦虚的态度。”(39)正因自然敬畏之心的缺失，导致阪神大地震以来的地震记忆没有对防灾产生应有的作用。而这个灾害先后继起的过程，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灾害链的作用机制，是在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中产生的生态链式反应。 与日本相同，中国也为世界上少数地震多发国家，地震具有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震源浅、灾害损失严重等特点。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灾害损失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制定行之有效的灾害治理方案，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命题。因而，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警示作用。 首先，要重视灾害历史的社会、文化功用，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培养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从历史来看，作为致灾因子的自然现象并未发生改变，但人类栖居的环境却发生了深刻变革。变化中的某些因素起到了防灾减灾作用，但遗憾的是，城市综合承灾力变弱的态势表现得更为明显。(40)正因如此，我们应思考建设一种与时俱进的灾害文化以提高社会整体防灾能力。 其次，提高灾害文化软实力建设，注重灾害记忆空间的恢复与保护。我国要注重博物馆、纪念碑、纪念馆、灾害遗址的记忆教育功效，使地区间的灾害教训实现跨境整合。政府除了要参与记忆内容的建构之外还应尊重多元记忆主体，建设开放包容的记忆体系，凝聚民众认同。同时，重视非正式社会制度的社会网络结构的作用与影响。依靠非政府组织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善灾害教育模式，大力开展多学科灾害研究，着力推进灾害知识的全社会共享。 最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转变灾害治理理念，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发展格局变化的系统性变革。在此时代背景下，应重新定位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网络中寻求灾害治理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