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王权与称王之关系 夏商西周时代的王权与王的称谓有联系,但又并非绝对相等同。说王权与王的称谓有关系,是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和西周来看,作为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是称王的。在甲骨文中,凡是直言王者皆指商王,如“王曰”、“王占曰”、“王……”者,都指商王。这一点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载有关商王的称谓是完全一致的。西周时的情形也是这样。张政烺先生曾指出:“周金文中直言王者皆指周王,乃姬姓天下之大宗。”(25)张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周代文献中,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王,这既是姬姓乃天下之大宗的表现,也是王朝礼制的规范。不仅如此,周王也称天子。周王尊称为天子,意味着周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王,而是独一无二的最高统治者,这是西周王朝国家礼制较商代又有加强的反映。 但是,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很小邦国的邦君称王的例子。例如,在陕西宝鸡市贾村塬上官村出土的夨王簋盖等青铜器铭文中,有“夨王”的称呼。(26)这位夨王并非周王中的某一王,而是西周中期“位于汧水上游陇县南坡和下游宝鸡县贾村”(27)一带的古夨国的邦君。此外,青铜器中的釐王、幾王等称呼,以及邵王鼎、吕王鬲、吕王壶等称王者,也都是邦君称王的事例。釐王的称呼见于录伯簋盖,铭文中有一句话写作:“用作(朕)皇考釐王宝尊簋”。(28)幾王的称呼见于乖伯簋,铭文有“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集成》04331,西周中期后段)。在文献中,《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吴王。据张政烺先生考证,邵王鼎是楚昭王母之祭器;(29)夨王是姜姓,是夨国称王者;吕为姜姓国,是四岳之裔;录伯簋之釐王、乖伯簋之幾王,也都是周代异姓之国,录伯之国可能在陕西,乖伯之国可能在甘肃灵台县。(30) 关于周代异姓之国称王者,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中曾提出:“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越)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俗,不得尽以僭窃目之。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侍殷矣。”(31)对此,张政烺先生提出质疑: 周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于边远之地,其与周之关系若即若离,时亲时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诸侯。文王受命称王,其子孙分封天下,绝无称王之事。周之同姓称王者只一吴王。吴之开国史很不清楚,泰伯、仲雍……各书记载皆强调二人“文身断发”,则是已经彻底“蛮化”了。处蛮夷之间,位不尊则权威轻,不能镇伏百越,甚至不能自保,称王由于客观需要,而不关“天泽”或“僭窃”问题,也并非“沿周初旧俗”。古代同姓不婚,而吴则否……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吴正是这样一个样本,也就不必以常理论了。张先生的意思是:周时一些称王的邦国,多为处于边远之地的蛮夷戎狄之国,称王是其旧俗,“由承袭而来,非僭王号,也不是由于周王的锡(赐)命”,(32)周王称王“乃姬姓天下之大宗”的表现。显然,张政烺的见解较王国维更符合当时历史实际。就王朝礼制和宗法而言,周王称王又称天子,周王分封的诸侯不得称王。夨王之类的称呼,来自该邦国邦君的旧称。由于夨国起初不属于华夏体系,不受华夏礼制和周人宗法的约束,所以,在夨国的青铜器中出现“夨王”,这只不过是沿用了它以前的称呼而已。其他称王者,诸如釐王、幾王、邵王、吕王,也都是如此。它们原本不属于华夏系统,后来才被周王朝所接纳,但在习惯上它们在自己铸造的青铜器中仍沿用该国以前的旧称。这种称王者并不体现支配天下的王权。商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王,这是夏商西周时期华夏礼制所规范的,也是华夏正统的一种体现。 正是由于夏商西周王朝的王权与华夏礼制联系在一起,所以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是与周王权的衰落相辅相成的。春秋时期,在王权衰落的同时,华夏诸国的独立性也在逐渐增强,但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之权也还是不能称为王权的。也就是说,在这些诸侯邦国内部,其国君之权当然是该国的最高权力,但对于原来的西周王朝而言,或者对于春秋华夏集团而言,它却不属于王权。 在王的称谓上,春秋时期华夏诸侯国可以争霸却不称王,这守住了华夏礼制的底线。非华夏集团的楚、越、吴、徐等国有称王的情况。关于吴国,我赞成张政烺先生的分析论述,不再赘述。楚、越、徐等国非华夏国之所以称王,是因为它们不守华夏礼制体系的缘故,有的还明显地出于与中原分庭抗礼的目的。以楚国为例,周人和华夏民族一直把楚国国君称为“楚子”。例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是这样称呼楚国国君的。(33)在《春秋》中,楚国国君被称为“楚子”。而孔子对于《春秋》的修订,使《春秋》体现或遵循了华夏礼制。但楚国却自行称王,(34)甚至在楚庄王时还有试图取代周王而问鼎于中原的故事。(35)楚国国君自己称为楚王,就是要突破华夏礼制体系,但由此也使得中原华夏民族把楚视为蛮夷。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楚失华夏”一语,这是把“楚”与“华夏”相对立的一种表达。 从春秋史反观夏商西周史,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夏商西周的复合制大国家结构是与中央王国强盛和王权强大密不可分的;王权是包括中央王国和周边诸侯邦国在内的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但中央王国却是其最重要的支撑、依靠和保障。到春秋时期,作为支撑王朝王权的周王国,其直接统辖的地域大为缩减,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还不如一个强盛的诸侯国,因而其王权大为衰落,复合制大国家结构也与其王权一样,名存实亡。与此相反,原本在西周时期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国中之国”一员的诸侯国,其国家主权却逐渐由不独立走向独立,但受华夏礼制的制约,被纳入华夏体系的诸侯国依然不称王;而那些非华夏集团的国君不受华夏礼制的束缚,在称王的同时也与中原分庭抗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