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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36-440、471-502页。 ②如《甲骨文合集》36975号卜辞:“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小屯南地甲骨》1126号卜辞:“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2年,下文简称《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③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④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⑤“亚醜”族徽铭文是由“亚”形徽记与“醜”形徽记组合而成的复合型族徽铭文。此“亚”即《尚书·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之“亚”,它原本是内服之职官中的武官。由于古代有以官职为徽号的情况,如《左传》隐公八年众仲所说的“赐姓”、“命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所以,“亚”与“醜”相结合的这种带有“亚”符号的族氏徽记,就属于因官有世功而形成官族后将其族氏徽号铸在铜器上,以显示自己身世尊荣的一个例证。这样的情况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很多,下文将要说到的殷墟花园庄54号墓的“亚长”族徽铭文也是如此。从“亚醜”族徽铭文来看,“亚晚”最初可能是商王派遣到东土、驻在苏埠屯的武官,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发展成外在的诸侯,但同时还在王朝兼任小臣之职,称为“小臣醜”。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⑦关于“长伯”的封地,即长在何地的问题,已故的林欢博士认为“长”族原居于今山西长子县,河南鹿邑县太清宫的长子口墓墓主人是商亡国之后南迁的“长子”族首领。(参见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此外,对于长子口墓,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周初封于宋地的微子启的墓葬。(参见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松丸道雄:《河南鹿邑県長子口墓をめぐゐ諸問題——古文献と考古学との邂逅》,《中国考古学》第4号,2004年11月)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⑨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的出土物中,在铸有族氏徽记铭文的42件铜器中,“丙”形徽铭竟有34件。所以,“丙”这一国族的本家即宗族在山西灵石旌介。(参见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84页,5166。 (11)分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卷4·10·图2,第391页;中册卷13·38·图6,第1400页。 (12)息族息国的铜器集中发现于河南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的晚商墓地,在前后三次发掘的20座晚商墓葬中,出土有铜器铭文的铜器共40件,其中有“息”字铭文的共26件,占全部有铭文铜器的65%;出“息”铭文铜器墓有9座,占全部商代墓的41%,特别是10座中型墓中有8座出土“息”铭铜器,占80%。(参见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所以,李伯谦等先生认为罗山县天湖墓地为息族墓地,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参见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13)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7页。 (14)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44、146页。 (15)《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页。 (16)如刘源教授就曾正确地表述为:“商周王朝的政体均为内外服制,诸侯属于外服系统。”(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7)虽说《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它糅合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一些概念和制度,但关于“王国”与“邦国”的划分,因与金文和《尚书》中周初诸诰的记载相一致,所以这样的划分和分类是对商周多元一统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总结概括。 (18)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北平:北平直隶书局,1934年,第237-238页。 (19)《战国策·魏策》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这是战国人吴起所谈及的商之直辖地区,即商的王国(王邦),而不是整个殷商王朝国家。漳、滏二水在殷之北,踞殷墟不远。若以北边的漳、滏二水为右的话,那么位于左的孟门,就应在其南边,在太行山东,即今河南辉县西,它位于殷墟的西南。“前带河”之河是指安阳殷都东侧由南向北流的古黄河。“后被山”之山是指安阳西边的太行山。《战国策》中吴起说的这段话,在《史记》中作:“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第2167页)在这里,司马迁把《战国策·魏策》中的“后被山”即太行山置换为“常山在其北”,那么“大河”当然就要经其南了。这里的常山即恒山,但不是今山西境内的恒山,而是主峰在今河北省保定西境曲阳县西北的恒山。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引《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恒山为北岳,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4页) (20)《史记》卷2《夏本纪》,第89页。 (21)《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2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0页。咎繇(皋陶)属于一个沿袭性人名,既有尧舜禹时期的皋陶,也有夏启时的皋陶。 (23)有些邦国与王朝处于“时服时叛”的关系。在“叛”时,它与王朝对立,脱离王朝体系,是独立国家;在“服”时,它被纳入王朝体系之中,不属于独立国家。所以,“时服时叛”构不成一种分类标准。 (24)邦国是单一制的,夏商西周王朝国家是复合制的,也是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与小国寡民的单一制相比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当然要复杂许多。而且,从出现的时间讲,尧舜时期单一制的邦国产生在前,夏商西周王朝国家产生在后。所以,无论是时间先后上,还是在政体与国家结构上,二者代表了前后演进的两种形态。 (25)张政烺:《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8页。 (26)参见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王光永:《宝鸡县贾村塬发现夨王簋盖等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4期。 (27)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下文简称《集成》)0430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9)参见张政烺:《昭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第8本第5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30)参见张政烺:《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 (31)王国维:《观堂集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3页。 (32)张政烺:《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第179-180页。 (33)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甲骨有“楚子来告”(H11:83)。(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6页) (34)关于楚国称王,据《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楚国国君)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2页)是说楚在西周后期周夷王时趁着周王室衰弱,已自行称王,后在周厉王时害怕周王讨伐而自己取消王号。到春秋初年,《楚世家》说:“(楚君蚡冒)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4页)所以,楚国真正的自行称王是从春秋开始的。春秋战国,楚国称王的青铜器有《楚王钟》等铭文(《集成》00072、00085、11381)。(参见李峰:《论“五等爵”称的起源》,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3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 (35)参见《左传》宣公三年、《史记·周本纪》、《楚世家》。 (36)主张商代有小国称王的有: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的王与帝》,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的王族及相关问题》,两文均见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对于这三篇论文,宋镇豪、刘源评述说:“卜辞中是否存在多王的确切证据,还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齐、高、葛三氏所举诸例中,有的属残辞、孤证,有的则可作不同理解,目前相关材料也较少,而且殷墟卜辞中方国首领多称为‘白(伯)’,即便卜辞中真的存在商王以外称王者的证据,也不可把多王视为商王国内的普遍现象。”(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评述是有道理的。 (37)吴其昌:《金文名家疏证》(一),《武大文史哲季刊》1936年第3期。又见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1册卷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10-219页。 (38)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39)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0)李学勤主编,王震中、罗琨、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 (41)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287-292页。 (4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4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彩版21。 (4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彩版20。 (4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彩版27、38-42。 (4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47)例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颜斶云:“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荀子·富国》篇也说:“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万邦”的概念,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中周初成书的一些篇章以及《诗经》等早期文献中也是比较流行的。如《墙盘》铭文:“曰古文王……匍有上下,受万邦。”“匍”字,杨树达说当读为“抚”,“”即会字,“受万邦”意为文王为万邦所拥戴。《尚书·洛诰》说:“曰其字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文中的“时”,是也;“乂”,治也。这是周公说的话,大意为周王如果能够在这天下之中的洛邑治理天下,那就会“万邦咸休”,大功告成。《诗经·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这是西周末叶的诗,称颂尹吉甫可以作为万邦的榜样。 (48)王震中:《先秦文献中的“邦”“国”“邦国”及“王国”——兼论最初的国家为“都邑”国家》,陈祖武主编:《“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5-333页。 (49)所谓“龙山时代”,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龙山时代是指前3000-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它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庙底沟二期为龙山时代的早期。狭义的龙山时代是以山东龙山文化(又称为“海岱龙山文化”)的出现为开始的时代,是指前2600-前2000年。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龙山时代。 (50)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293-357页。 (51)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52)《韩非子·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53)王震中:《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7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54)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358-388页。 (55)《淮南子·坠形训》有“凿齿民”。《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56)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260页。 (57)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2页。 (58)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254页。 (59)《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乡制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