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永刚,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一四种文化类型 二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 三西辽河北系区与文化边缘效应 四结语 所谓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是指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由查干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海哈尔河、新开河等主要支流构成的水系区。北系区西倚大兴安岭,东至双辽(东、西辽河交汇处),北抵霍林河,范围包括现行政区划的赤峰北部、通辽北部三个旗县及兴安盟和吉林白城之一部分。位于东经117°—124°、北纬43°—45°,东西狭长,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红山文化命名开始,到1960年代从泛称为细石器文化中识别出富河文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相继发现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辽西考古学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上自距今8000年以上,下至距今4000年前后,确立了较完整的序列与编年体系。由于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在相互关系上具有同一谱系的延续性,所以该编年体系成为辽西乃至周邻地区考古实践的重要参照系。但在很长时间内,西辽河北系区的田野工作多为地面调查,资料零散,报道不系统,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辨识不同文化遗存的面貌,更缺乏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整体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配合平双公路(平泉—双辽)、集通铁路(集宁—通辽)等工程建设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一定程度填补了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空白,推进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编年研究①。 按考古学文化分区方法,西辽河以北包括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属辽西文化区。然而近年来,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改变了传统认识,从这几种遗存文化面貌来看,均难以纳入到辽西区已确认的文化中去,也就是说辽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除存在自身的文化序列外,还有一些复杂情况并未被人们完全了解。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以往确认的辽西诸考古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它们在辽西考古学文化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差异?作者自2000年以来,在西辽河北系区多次考古调查,并对几处重要遗址进行发掘②。基于第一手资料和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长期关注,本文通过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分析,以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四种文化类型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西辽河北系区新识别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加上早年发现的富河文化,共四种文化类型(图一)。 图一西辽河流域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示意图 (一)西梁类型 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考古课题组于2002年在该地区调查时发现的,2003年进行发掘,清理房址11座、灰坑2个。发掘者首次对其文化性质进行了认定,命名为西梁类型③。此前,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巴林右旗塔布敖包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房址4座、灰坑6个、墓葬1座④。2009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再次对塔布敖包遗址发掘,据报道,清理房址4座、灰坑2个⑤。另外,根据以往调查资料,在巴林右旗的锅撑子山⑥、克什克腾旗经棚镇附近瓦盆窑⑦、林西县西樱桃沟门⑧等遗址也有类似发现。目前这类遗存散见于查干木伦河左岸及以西的西辽河上游地区,西辽河以南尚未见报道。 以西梁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陶器以夹砂为主,器壁较厚,陶质疏松,陶色不匀,烧成温度不高。器类品种单一,大多数为筒形罐,其他器形有盂、杯。大型器采用泥圈套接成形,小型器为泥条叠筑或捏制,个别陶片有泥片贴筑痕迹。该陶器群纹饰特征突出,主要由条形堆纹和线形压划纹饰构成,条形堆纹是以细泥条直接黏附于器表面形成的纹饰,包括平行、斜行、三角、连弧、多重半圆、波折等多种纹样;压划纹有平行斜线、交错平行斜线、折线、网格纹、“人”字纹等。另外,还见有少量的戳印纹和窝点纹。大部分陶器由条形堆纹和压划线纹组合成复合纹饰,分段布局,上段多饰平行条形堆纹以及相连接的各种几何形堆纹,下段为压划的线形主体纹饰,饰纹方式和纹饰风格与辽西地区已命名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均不相同。石器采用打制技术,器体厚重,制作古朴粗糙。器形有锄形器、斧、耜、刀、砍伐器、饼形器、磨盘、磨棒等。其中锄形器出土数量最多,多采用灰质板岩,呈梯形或不规则三角形,在束缚木柄处琢磨出对称凹缺,其他石器少有定型产品。骨、角、蚌器大多残损,但制作较精致,采用了劈裂、切割、刮削、研磨、钻孔等多项技术。包括骨刀、石刃骨刀梗、石铲形器、骨锥、骨凿、骨筒、角器、蚌环等多种器形(图二)。 西梁遗址的房址倚山坡而建,已清理的十一座房址分两排,沿等高线东西排列,无打破关系(另一处经正式发掘的塔布敖包遗址由于揭露房址少,排列规律无法掌握)。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有进深大于面阔的长方形和前窄后宽的梯形两种,保存完整的房址有“凸”字形门道,个别房址发现有壁龛。大型房址面积约40平方米,居住面平整坚硬,圆形灶坑镶嵌石板,居室四壁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小型房址面积约20平方米,居住面不平整,局部留有炊爨痕迹,柱洞少见。 图二西梁类型器物 1-11.陶筒形罐(F1②∶35、F7②∶4、F7②:3、ⅡF1∶30、F3②:1、F6②∶8、F1②∶33、ⅡF2∶7、F7②∶2、F1②∶34、F6②∶3)12.陶盂(ⅡF1∶32)13、14.石锄形器(F8②∶4、F9②∶1)15.骨刀(H1∶3)16.骨刀梗(F2①∶10)17.刻纹角器(F3①∶10)18.刻纹骨筒(F7②∶11)(4、8、12.为巴林右旗塔布敖包遗址出土,其余为林西井沟子西梁遗址出土) 在房址的居住面和堆积中发现大量动物烧骨,经鉴定种类有马鹿、梅花鹿、猪、牛、熊、东北狍、獐、麝、貉、兔、雉和各种蚌类。其中哺乳类动物以马鹿数量最多,占73.3%,且多用马鹿骨制作工具⑨。从动物遗存的种类、数量统计结果和生产、加工工具分析,该文化类型生产水平较低下,以狩猎、采集等自然攫取型经济为主,出土遗物反映的农业迹象不明显。 (二)富河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巴林左旗考古调查中,发现乌尔吉木伦河沿岸含细石器各地点遗存的文化面貌有差别。为了进一步了解细石器文化的内涵和性质,1962年发掘了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和金龟山遗址⑩。在西辽河以北进行的这次考古发掘具有两个重要学术意义。一是根据富河沟门遗址出土遗物的特质性提出富河文化命名(11),进而从笼统的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出不同文化类型;二是通过南杨家营子遗址发掘,确认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层位关系,同时在金龟山遗址发现早于富河文化的遗存,为再认识富河文化的相对年代提供了线索。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没能继续开展,虽然发表资料有限,文化面貌尚不完全了解,但仍然可以认定是一个独具特征的器物群。 图三富河文化器物 1-3.陶筒形罐(H16∶22、H15∶2、H20∶7)4.陶圈足碗(H18)5.石锄形器(H27∶37)6.石砍砸器(H15∶20)7、8.石锛(H40∶7、H16∶7)9.石镞(H1∶10)10.石锥(H3∶54)11.有齿骨器(H10∶8)12.石刮削器(H15∶12)13.骨刀柄(H2∶11)(均为富河沟门遗址出土) 富河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质地疏松,器壁较薄,火候不高。器形以筒形罐为主,有少量的圈足钵、碗、杯和斜口罐。筒形罐直口,深腹,口径与底径比差较小,微弧腹。流行横压纵向排列的篦点和线形“之”字纹,口沿饰附加堆纹,特点鲜明。石器分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大型石器为打制,种类有锄形器、砍砸器、斧、锛、凿、尖状器、刮削器和磨盘、磨棒等。其中有肩亚腰锄形器、条形锛等,边缘打击整齐,制作规范,为定型产品。细石器数量多,种类丰富,各种镞、锥、钻、圆头刮削器、尖状器,加工细致。长条形石叶宽度均匀,长约10厘米,显示了娴熟的打片技术。骨制工具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鱼钩、鱼镖、镞、骨刀柄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表明该文化渔猎生活气息浓厚(图三)。 富河文化遗址多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沿岸的岗坡或台地上,一般坐北朝南,远处能看到成排的灰土圈,经发掘证明,这些灰土圈是房址。大型村落如富河沟门遗址有房址约150座,规模较小的金龟山遗址调查所见的房址约40座。由于部分房址在同一地点重叠修建过多次,所以成排分布的房址并非同时期建筑。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方形为主,灶坑居中,四壁砌筑石板,有的房址内发现窖穴。根据残存柱洞推测,房屋可能为一面坡式建筑,北高南低的结构使南部遗迹不易保存,是否有门道无法认定。 迄今,富河文化只发掘过不多的几个地点,研究者对其分布范围有不同认识,但都指出在西辽河以南未发现同类遗存。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西辽河上游即查干木伦河以西极少发现富河文化遗存(12),开鲁以东西辽河下游和新开河也甚为罕见(13),富河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不超出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据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在这一区域共发现富河文化遗址约40处(14)。由于传统考古调查的局限性,这些遗址是否确属富河文化,需审慎对待,在今后开展的田野工作中应予以进一步认定。 (三)哈民文化 哈民文化是近年新确认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零星发现,但因缺乏可对比资料,只是将其笼统地归入新石器时代文化(15)。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科右中旗嘎查营子遗址调查时,曾采集到麻点纹陶片(16),继而又在哈尔沁遗址发掘中清理出一座含有这种陶器的房址,发现者认为属红山文化,推测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17)。2007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科尔沁沙地和周邻地区考古调查中,在多个地点采集到麻点纹陶片,由于纹饰风格独特,故将其单独区分出来,并指出可能“为认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线索”(18)。随后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发掘的一组墓葬中,发现麻点纹陶器和红山文化兽面纹玉佩、玉环共存关系(19)。2010-2011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43座、灰坑38个、墓葬6座(20)。哈民忙哈遗址已探明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辽河以北地区发现最大规模的史前聚落遗址,经大面积发掘,为初步认识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四哈民文化陶器 1-4.筒形罐(F35∶6、F36∶19、F13∶1、F2∶18)5.侈口罐(F34①∶3)6-8.双耳壶(F8∶4、F2∶19、F22∶8)9.三足罐(F37∶10)10.圈足器(H19∶2)11.罐口沿(ⅠT006066②∶1)12、13.陶片(F11∶6、F37①∶6)14.钵(ⅠC∶18)15、17.盆(ⅠT007066②∶3、ⅠT008066②∶1)16.带流盆(F36∶8)18.斜口罐(F20∶28)(均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等近千件。陶器以黄褐色砂陶为主,烧制火候较高,手制,器壁薄厚均匀,口沿有轮修痕迹。陶器表面除部分素面外,多饰麻点纹、方格纹或菱格纹,还见有少量的压印“之”字纹、刻划纹及彩陶片。陶器基本组合为瘦高体斜直腹筒形罐、小口鼓肩双耳壶、斜口盆和浅弧腹钵,其他器形有斜口罐、侈口弧腹罐、三足罐、带流盆、圈足器(图四)。还有少见的陶制品,如丫形器、水滴形器、圆锥体和矩形穿孔陶具等,颇具特色。石器种类丰富,打制、磨制、细石器共存。器类有镐、斧、锛、凿、刀、杵、饼形器、环形器、磨盘、磨棒等,其中器身修长的镐、长方形穿孔刀、有节杵、厚体长方形磨盘、拱背磨棒,是相当定型的产品。细石器中三角形双翼石镞和骨柄刀石刃,通体压削,加工精细。玉器制作精美,均出于房址,璧、双联璧、钺、兽面纹佩饰等,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图五)。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的三十八个种属有鹿、马鹿、狍子、野猪、牛、马、兔、狐狸、狼、鼠等,以啮齿类和鸟类最多。 图五哈民文化器物 1、3.石镐(F24∶27、F35∶13)2.骨匕(F39∶4)4.石杵(F37∶32)5.玉双联璧(F37∶2)6.石饼(F30∶12)7.石环形器(F32∶49)8、9.玉璧(F37∶1、F37②∶2)10.玉钺(F26∶17)11.石磨盘(F19∶20)12.石镞(F23①∶4)13、17.陶丫形器(F17∶25、F17∶24)14、15.骨鱼镖(F21①∶13、F21①∶38)16.骨柄石刃刀(F36∶14)(均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 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平整,保存较好的居住面和穴壁留存有深度烧烤的痕迹。圆形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向门道一侧,有的灶坑外缘筑石马蹄形灶圈,个别灶内遗留有陶支撑物。柱洞有明柱和半壁柱两种,多沿穴壁内侧排列。门道呈“凸”字形,东南向。按半地穴面积计算,有分四种规格。小型面积不足10、中小型10-15、中大型15-20平方米和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中小型和中小型占70%。房址的门道普遍较长,部分房址半地穴外缘发现有完整的陶器和成组摆放的石器、骨器,另外在大多数房址开口外侧的水平面上分布有类似柱洞的黑土圈。种种迹象表明,半地穴式房址外围有一圈二层台,初步判断原房址地面构架要大于半地穴面积。 从哈民忙哈聚落布局看,房址门道统一朝东南向成排分布,虽然个别房址在排列中的位置略有参差,但排列基本整齐。灰坑和墓葬散布于房址周围,很少出遗物。墓葬为土坑竖穴,除一座三人仰身屈肢葬外,其余为单人叠肢葬。聚落外围发现有环壕,已探明呈半圆弧形围绕遗址东北部。 哈民忙哈遗址是西辽河以北揭露的最大规模环壕聚落,这类遗存的房址结构、丧葬习俗、陶器基本组合和别具一格的纹饰与饰纹方式,区别于辽西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条形石镐、有节石杵、长方形厚体磨盘、石饼等生产工具也与周邻已知考古学文化不同。鉴于该遗址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及其特征组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发掘者将其命名为哈民文化(21)。 哈民文化正式发掘的遗址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外,还有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D地点(22)、道老杜粮库(23)、吉林白城双塔遗址(24)。经调查并报道的地点有科右中旗嘎查营子(25)、哈尔沁(26),科左中旗白菜营子(27)、西固仁茫哈(28),科左后旗阿仁艾勒(29),另外在吉林省通榆、洮南、白城所辖区县也有发现(30)。从上述遗址空间位置来看,哈民文化主要分布在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向南没有越过西辽河,北至洮儿河,以新开河和乌额格其郭勒河分布较密集(图一)。 (四)南宝力皋吐类型 南宝力皋吐西北距扎鲁特旗约40公里,整个墓地坐落在一条西北—东南向的沙土岗地上,由三片墓地组成。2006-200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发掘三次,揭露面积约1万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95座,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500余件。相关报道指出,“在这里首次发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中部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重要遗存——小河沿文化和偏堡子文化共存的实例,为研究两种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31)。鉴于南宝力皋吐墓地的自身特点和多种文化成分组合的特殊现象,发掘者称之为“南宝力皋吐类型”(32)。作为新识别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目前尚不了解这类遗存的居址情况,仅就墓葬反映的文化面貌作些归纳。 1.墓葬呈区域分布,成行排列,头向统一东南向,彼此间极少叠压、打破。墓葬皆土坑竖穴,个别见有二层台、头龛、脚龛。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亦见有俯身、侧身、二次、无头等葬式。除个别空穴墓葬外,随葬品基本置于头部,但随葬品的多寡、丰俭有明显差别。 2.随葬陶器以筒形罐和壶为主,其他器形有尊、钵、叠唇罐、鼓腹罐、圜底筒形罐、双口壶、龟形器等。纹饰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条形附加堆纹,呈凸棱状或绳索状,口部多横向、腹部多竖向饰纹;另一类为刻划纹或压印复线几何纹,纹样有“回”字形、“己”字形、三角形、菱形纹。此外,还见有少量的绳纹、戳印纹和彩陶,部分器底饰编织纹或叶脉纹。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的陶器成分复杂,既有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来自北方某些尚不确定的文化因素,同时具有自身特点的器形、纹饰和器物组合也很明显(图六)。 3.墓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十分丰富。石斧、锛、凿、矛、权杖头、饼形器等多磨光。打制石器有亚腰石斧、锄形器、砍砸器,器形较大,器体敦厚。细石器约占出土石器的80%,镞、钻、刮削器、石叶,往往通体压削成形。玉器和绿松石制品以装饰类小佩件为主,有璧、环、璜、觿等,器体多扁平、钻孔,表面光滑。骨、角制品发达,骨柄石刃刀、骨柄石刃剑、骨镖、骨匕等工具加工细致,保存完整的骨冠,是极为难得的精品。 已发掘的墓地除南宝力皋吐外,还有扎鲁特旗的昆都岭(33),经调查确认的地点有科左中旗的白菜营子(34)、西固仁茫哈等(35)。根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在通辽地区进行的专项考古调查,南宝力皋吐类型主要沿新开河和乌额格其郭勒河分布,尤以扎鲁特旗北部较为密集(36)(图一)。 图六南宝力皋吐类型陶器 1-4.筒形罐(M174∶2、CM15∶5、CM17∶2、M169∶2)5.叠唇罐(M133∶4)6.侈口罐(M177∶2)7.尊(CM33∶1)8.钵(CM2∶1)9、11.高领壶(BM57∶1、M121∶1)10.鼓腹罐(CM23∶1)12.圜底筒形罐(CM35∶5)(均为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