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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 以上四种文化遗存除富河文化外,为近年新发现的文化类型,由于它们在文化面貌上均呈现出与以往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差异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年代判定、内涵分析并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比较,以探究考古学文化性质、文化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西梁类型经正式发掘的地点,有林西县井沟子西梁和巴林右旗塔布敖包。西梁遗址清理的房址和灰坑均开口于表土层下,房址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但个别房址废弃堆积中发现有红山文化陶片和烟叶形石耜。塔布敖包遗址发掘证实,西梁类型陶器与典型兴隆洼文化筒形罐在同一房址内共存。西梁遗址测定的二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均采自房址居住面),分别为距今7060±60年、6885±50年(未作树轮年代校正)。从层位关系看西梁类型当早于红山文化,依据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可判定其年代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 西梁类型的房址结构和排列方式,陶器质地、制法、烧成温度,石器种类、形制与制作工艺与兴隆洼文化相同,均反映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特征。部分斜筒形罐器形和口沿饰平行的条形堆纹风格与兴隆洼文化非常相似,而塔布敖包发现的西梁与兴隆洼两类陶器共存实例,也说明它们之间的年代关系。西梁类型房址面积较小、沿穴壁有整齐排列的柱洞,有“凸”字形门道、储物壁龛和方形石板灶坑与兴隆洼文化比较,在建筑形式方面有区别。由于西梁和塔布敖包遗址发掘面积有限,没有发现像兴隆洼文化那样的环壕和居室葬。 从陶器看,西梁类型的筒形罐普遍较矮,方唇,直口,微弧腹。盂的造型介于筒形罐与碗之间,薄胎厚底,此类器形不多见。纹饰独具特色,一般口沿饰平行附加堆纹,并连接三角、波折、连弧、重环等多种堆纹。以压划线纹构成的主体纹饰不分段,饰纹草率,完全不见“之”字纹。兴隆洼文化筒形罐多体形瘦高,口沿多饰数周弦纹,呈凹凸瓦棱状。早期主体纹饰为分段压印交叉、网格、平行斜线纹;中期以后以“之”字纹为主,口沿外叠唇并流行三段式纹饰布局(37)。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风格,两者有明显区别。 目前,西梁类型仅发现于西辽河以北,查干木伦河沿岸及以西地区,分布范围与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大体重合。从谱系关系来看,西梁类型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源于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以素面筒形陶器为代表的遗存(38)。这类遗存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原始性,可能是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已发现的线索找不到两者之间有何联系;二是兴隆洼文化衍生的地方变体。虽然按兴隆洼文化循序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难以形成像西梁那样以条形堆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存,但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域广泛,其分布范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种种迹象表明,兴隆洼文化晚期在不同地区孕育着新的文化因素,对其后发展起来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早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梁类型颇具特色的条形堆纹及组合纹饰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的特质性或产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或来自周邻文化因素的传播,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造成与兴隆洼文化相差异的现象。所以从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看,不能排除西梁类型仍属于兴隆洼文化的一个分支。 富河文化是西辽河北系区最早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年代问题一直缺乏论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在南杨家营子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房址被富河文化堆积叠压的层位关系,一般认为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朱延平曾对富河文化陶器上的纹饰痕迹做过细致观察,并通过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圈足钵陶片与赵宝沟文化类比分析,提出“富河文化陶器中与赵宝沟文化相通的因素,当主要来自后者的传播,特别是圈足钵”(39),他认为圈足钵不仅是赵宝沟文化代表性器物,而且具有时代特征。在赵宝沟文化兴盛之时,与其毗邻的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也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同类器。而赵宝沟文化一经结束,这种富有特色的陶器也随之消失。所以含有圈足钵的富河文化年代大致与赵宝沟文化基本同时,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关于富河文化的性质问题,从开始就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是两个文化系统。郭大顺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是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分支。北部富河一支,可能较长时间保持着北方草原地区文化面貌”,以林西沙窝子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存,是探索其文化前身的重要材料(40)。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可比较资料的不断丰富,一般认为富河文化源自兴隆洼文化(尤其是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兴隆洼文化)(41),还有观点认为同时也继承了西梁类型的部分因素(42)。然而富河文化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在当地却找不到相关联的线索。早年,刘观民曾提出,到另一区系中去寻找富河文化的来源,这一看法仍然值得重视(43)。 首先,富河文化精湛的细石器制作技术,发达的骨制工具,尤其是长大石叶与大型打制石器共存的遗存,在我国北方地区并不多见。富河沟门遗址经鉴定的野生动物有野猪、鹿、黄羊、狐、松鼠、狗獾以及洞角类、犬科、鸟类等。鹿的数量最多,约占一半,野猪、狗獾次之,分别为17%、9%,洞角类仅占2%左右(44),说明富河文化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的自然资源依存型经济。而西辽河以南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地缘关系,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不仅文化面貌不断接近,而且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经济,富河文化与之比较在经济形态上有明显差别。 其次,富河文化陶器普遍饰有横压竖排的篦点“之”字纹,这种采用齿状工具压印的纹饰,在西辽河以南除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有少量发现外,早期的兴隆洼文化,下辽河流域的新乐下层文化,以及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都是非篦点的线形“之”字纹为主。从更广大的区域来看,篦点“之”字纹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以北到外贝加尔的东南部。据碳十四测定数据,外贝加尔东部含篦点“之”字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有研究者指出,这种纹饰有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45)。 再次,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的三十七座房址中有四座是圆形的。迄今在辽河东西两翼地区包括辽东半岛,揭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房址均为方形。富河文化发现的少量圆形房址是一个突兀现象,在当地找不到来源,而外贝加尔卡林加河口文化的房址均为圆形(46)。也就是说在圈定的篦点“之”字纹分布范围内,富河文化所见圆形房址和篦点“之”字纹都可能来自北方。 目前,虽然对富河这类含丰富细石器遗存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多,但仅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寻找其文化来源,似乎还没有哪一支先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可以直接发展为富河文化。在以上列举的诸要素中,渔猎、采集经济的特质性在富河文化中有充分反映,说明这类遗存有来自遥远北方渔猎文化的渗透。富河文化与辽西中心区考古文化形成的地域差别,不应简单理解为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行的演变,而是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渗透、融汇的结果。 经大规模发掘的哈民忙哈史前聚落,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通过房址结构、墓葬习俗、陶器组合和石器形制的了解,使我们对这种新确立的考古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 哈民忙哈遗址成排分布的房址和少量灰坑与墓葬,缺乏叠压打破关系。从发掘现场清理出带有明显火烧痕迹房屋构架和极为震撼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殉难场所分析,该遗址是因突发事件而废弃的。由于出土遗物器形和组合无明显变化,遗址已发掘部分大体属同一时期。由于地层出土的遗物含有少量“之”字纹陶片,房址内发现泥质彩陶片、三足罐、圈足器、玉器等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的类型品,为判断该遗址相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前,吉林白城双塔墓葬也提供了这类遗存陶器与红山文化玉器共存的例证(47)。目前,学界对红山文化晚期年代的看法比较统一,认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48),这与哈民忙哈遗址最新测定的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基本一致(49)。所以从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数据两方面,可推定哈民文化年代大体处于红山文化晚期。经正式发掘的南宝力皋吐D地点(50),与哈民忙哈遗址陶器比较,陶器素面化倾向,筒形罐口沿外折并多有器耳和简约化的纹饰风格,反映前者的年代晚于后者。循这一线索,对哈民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其年代下限略晚于公元前3000年,或已接近红山文化最晚阶段。 哈民文化具有较强的自身特点。一是作为该文化陶器显著特征之一的麻点纹、方格纹、菱格纹在以往辽西地区的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极为少见。仔细观察陶器表面纹样,麻点纹除个别模糊(饰纹后经修抹),大多呈斜行或交错分布,纹理较深,类似编织物施压遗留的痕迹;方格纹、菱格纹较浅,纹样均匀,局部有交错叠压,似圆轴状模具在陶器表面滚压所致,这两种纹饰及饰纹方法与红山文化截然不同。二是筒形罐和斜口罐体形瘦高,按筒形罐发展演变规律,其造型不可能来自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是长条形石镐、有节杵、长方形厚体磨盘、拱背磨棒,以及陶制品中的丫形器、水滴形器、穿孔陶具等生产生活用品,与以往的考古发现大异其趣。四是哈民遗址发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均为单人仰身叠肢葬,这种葬式还见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51),说明这是一种年代久远的特殊葬俗,但在西辽河以南的考古资料中却未见报道。 哈民文化与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关系似较紧密,所见矮领鼓肩双耳壶、双腹盆、大平底盘、三足罐和“之”字纹、双勾连涡纹彩陶片等具有红山文化的特点。但除双耳壶外,少有完整器,红山文化纹饰陶片亦不多见。据最新报道,哈民遗址出土玉器约40件(52),大多制作精美,其中圆形璧、双联璧、兽面纹佩饰等,无论形制还是风格均属红山系玉器。玉器被认为是通天理地、祛灾祈福的礼器,以往主要发现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遗址和墓葬中(53),被赋予原始宗教的含义。哈民遗址的玉器均出土于房址内,说明是实用器,理念上的差别或许意味着这些玉器是异地传入的。另外,从筒形罐和斜口罐瘦高的体形来看,更接近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区的左家山三期文化(54),似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联系。哈民文化在与周邻文化的交往中,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对其有重要影响,且保持着发展的同步性,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在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哈民文化被南宝力皋吐类型所取代(55)。虽然哈民文化与同时期红山文化遗存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区别依然是明显的。由于哈民文化的主体成分独具特色,以目前对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还无法判断其源于哪一种文化。同样,在本地区之后出现的南宝力皋吐类型也不是哈民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所以,相关问题的厘清有待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 在四种文化类型中,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年代最晚。已测定的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分别为公元前2140—前2030年、前2570—前2515年、前2570—前2520年、前1750—前1660年(56)。剔除个别年代偏晚的数据,跨度基本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组数据与小河沿文化已发表的三个测年数据中的两个相一致(57),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年代大体处于小河沿文化晚期。 南宝力皋吐类型因同名墓地发掘而得名(58),但也有研究者将它归入小河沿文化(59)。南宝力皋吐类型除自身文化特点外,主要含有小河沿文化成分和易于识别的偏堡子文化陶器。那么到底是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还是强调那些具有自身特点陶器的差异性而确立一种新文化?需要通过其文化内涵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进行分析。 一般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继承红山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高领壶、彩陶钵、豆、尊。这一时期陶器纹饰的变化是,交叉绳纹取代了此前辽西地区一直流行的压印“之”字纹。此外,还有随葬陶器的明器化、竖穴半洞室墓的出现和葬俗的改变。凡此种种,说明小河沿文化进入到了一个社会更替、文化变迁的新阶段。 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的交叉绳纹陶筒形罐、侈口高领壶、双口壶、尊、钵等,不仅器形和纹饰与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的同类器基本一致(59),而且出现率较高,其他如磨制石斧、石锛、细石器、骨柄石刃刀等也很相似。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南宝力皋吐墓葬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些器形,如口沿饰平行多行附加堆纹陶筒形罐、内填平行线几何纹鼓腹罐、复线几何纹双耳壶、人面壶及彩陶龟和异形陶器等为小河沿文化所不见,而且其纹饰和饰纹风格与后者完全不同。从陶器共存关系来看,南宝力皋吐墓葬随葬陶器以陶筒形罐和壶为基本组合,个别有尊和钵。据大南沟墓地陶器统计,筒形罐和豆占随葬陶器的49%;尊和钵占28%;壶仅占7%。如果按10%以上的出现率界定,大南沟墓地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豆、尊和钵,而壶的出现率较低。说明两者陶器的基本组合、纹饰风格和个性陶器方面有很大不同。 其二,南宝力皋吐墓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各墓区墓葬头向110-160度,方向较统一。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双人和多人男女合葬墓,未见屈肢葬。大南沟墓地三个墓区的方向不一致,墓葬形制除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外,还发现有竖穴半洞室墓,后者占全部发掘墓葬的21%。均屈肢葬,部分下肢屈度较甚者,可能采用“跪姿”或“坐姿”葬式。已发掘的三座双人合葬墓,男女两腿相交或叠压,头向相反。从发表资料看,大南沟墓地有三十二座墓随葬有石璧或石环,石璧多见于男性墓,置于颈部或胸部;石环多出于女性墓,佩戴于手臂,反映出明显的性别倾向。 总之,南宝力皋吐墓地与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在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方面的区别是主要的,陶器纹饰、形制和组合也存在差异,所以现有材料不支持将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归入小河沿文化。 南宝力皋吐墓地另一类文化特征鲜明的陶器出现率也很高,如器表饰竖向或曲尺形附加堆纹的叠唇筒形罐、刻划复线三角或回形纹矮领深腹壶等,这类陶器无论器形还是纹样都具有偏堡子文化特点。以往人们对偏堡子文化分布范围、相关遗存文化性质及渊源流向的讨论,基本限于辽东半岛黄渤海沿岸地区,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向西的流布。南宝力皋吐墓地出现相当数量的偏堡子陶器,看似突兀,但早有迹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采集的一批陶器中,有一件腹部饰纵向直条间有波浪形堆纹的矮领罐(61),既不属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小河沿文化,其易于区别的特殊纹饰与偏堡子陶器完全相同。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偏堡子文化陶器向西传布的一个节点,推测“沿科尔沁沙地南缘,经奈曼、库伦、彰武、康平一线,是沟通辽西腹地与辽河平原的重要通道”(62)。事实上以往调查的科左中旗新艾力(63),近来新发现的科左中旗西固仁茫哈(64)、珠日河牧场五分厂、努日木镇金山堡子、舍伯吐镇西毛都,开鲁县街集镇前河村(65),扎鲁特旗昆都岭(66),均含有此类遗存。它们大抵反映偏堡子文化由东向西传布的途径,同时也为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内涵的解读提供了有力证据。 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是以平底筒形罐为特征的文化区,而与之毗邻的外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尖圜底和圜底陶器有着完整的演进序列(67)。南宝力皋吐墓地报道中被称为“釜”的那种圜底陶器(68),显然不属于东北平底筒形罐系统,推测其很可能受到来自贝加尔湖周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素的影响。另外,通过玉器研究发现,南宝力皋吐这批玉器的原料、工艺和器形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疏远,而近于呼伦贝尔的哈克文化(69),甚至与更北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玉器存在某种联系。 一般认为陶器具有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属性,而对器物形制和组合的把握是分析文化内涵与外延、界定文化性质的主要手段。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内涵复杂,占有相当分量的小河沿和偏堡子两种主要成分,并非文化交流的个别现象,而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类型器物在同一墓地甚至同一墓葬内共存。以上通过陶器成分判别,结合墓葬形制、葬俗和量化统计所作出的评价,显然不宜将其并人小河沿文化,也不能单独解释为偏堡子类型向西传布的文化更替。这类遗存既有自身特点,又具备集结不同文化成分融为一体的多元特色,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辽西地区边缘地带文化变迁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