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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辽河北系区与文化边缘效应 西辽河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边地,周边为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环绕,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构成向东敞开的“C”形(70)。处于这个环状地质结构的西辽河流域,“依地貌单元和形态可分为两个大区,即南部的黄土丘陵台地区和北部的风沙坨甸区”(71)。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下,南北区景观和生态系统有明显差异。大兴安岭山地和赤峰西部山地迎风面降水增多,形成森林草原景观;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南北两侧雨量较适宜,形成落叶阔叶林、灌木丛景观,总体上西辽河南部区水热条件较为充沛。相比较北部区气候干旱少雨,以沙地、疏林、灌丛、草甸景观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土壤、植被和水资源的稳定性差,当气候异常和强化土地利用方式耦合作用时,就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性,导致灾变发生。环境学者研究认为,地貌和气候带的作用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南北有别的重要原因(72)。历史上西辽河是本区环境与生态系统的一条自然分界线。 在这一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之初,梁思永先生就提出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北部和广义辽河流域两个文化分布面的认识(73)。此后,为了从细石器文化范畴中划分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探索,初步将西辽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林西锅撑子山为代表,包括富河沟门等;第二种类型以赤峰红山下层即红山文化为代表(74)。严文明根据文化特征和经济类型差别,把它们分别划在“旱地农业”和“狩猎采集”两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区(75)。随着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和区系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学者注意到西辽河以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绝非富河沟门一处遗址表现的内容所能涵盖”(76),也“常有另异奇趣的红山文化遗存被发现”(77)。还有某些遗存“它们既非富河文化,也不是红山文化或已命名的其他文化所能概括的”(78)。种种现象表明,这里发现的文化遗存与人们对辽西考古文化区的传统认识有很大出入。 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内,按编年可归纳为两个序列:一是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其过程可以表述为后一种文化对前一种文化在时间节点上有并存,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性,一脉相承,拟称之为主体文化序列。二是西梁类型——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序列。目前,这一文化序列的四种文化类型仅见于西辽河北系区,文化内涵多元且缺乏纵向联系,在各自时段内,它们均难嵌入到主体文化序列中去,或称之为非主体文化序列。 从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来看,几种非主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基本上是相对应的。具体表现为文化内涵的一些共性特征,如西梁类型的大型打制锄形石器,陶器的质地、制法、烧成温度,部分斜腹筒形罐的造型等都与兴隆洼文化基本一致;富河文化陶器上的某些饰纹技法、纹饰种类和具有时代特征圈足钵等与赵宝沟文化相同;还有哈民文化的“之”字纹和彩陶纹三足罐、双腹盆、矮领双耳壶以及红山文化玉器;南宝力皋吐类型的陶器,则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风格都可明确分辨出的小河沿文化器物群。此外,在房址结构、排列方式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亦没有明显不同。不难看出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每当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出现分化或重组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文化也作出相应反应,产生联动效应,其同步性说明两个文化序列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就已掌握的各文化类型在西辽河北系区分布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基本分布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以东则渐为稀少。西梁类型散见于查干木伦河沿岸及以西地区,且与兴隆洼文化有共存现象。富河文化集中在乌尔吉木伦河沿岸,据称在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旗境内也有少量发现(79)。已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最为广泛,西自克什克腾旗的永明、天宝同、河套(80),东至科左中旗的西固仁茫哈和新艾力(81),向北跨越松辽分水岭到达霍林河流域,尤以西辽河上游及其支流最为密集。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但其分布范围已明显收缩。据近年科尔沁沙地调查材料分析,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在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有散落分布,而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则被哈民文化所取代(82)。小河沿文化在扎鲁特旗—开鲁—科左后旗一线以东难觅踪迹,这一时期新开河、乌额格其郭勒河沿岸发现的主要是南宝力皋吐类型。诸考古学文化在西辽河北系区分布错综复杂,总体态势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四种主体文化集中分布在西辽河上游区,除红山文化外,重心位置偏西。四种非主体文化,早期的西梁类型与兴隆洼文化局部重合,晚期的哈民文化和南宝力皋吐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下游的科尔沁沙地,富河文化位置居中。从分布格局来看,主体文化与非主体文化既相互交织又有所侧重,而非主体文化由西向东按时间早晚相继出现的现象耐人寻味(图七)。 图七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平面分布示意图 西辽河流域区既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单元。本文认为,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框架内,辽西区作为一个整体,新石器时代的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内核和边缘双重构造模式。基于对辽西区并存两个文化序列的阐释,如果把主体文化看作是内核,那么仅见于西辽河北系区的几种非主体文化就处于这一结构的边缘。文化边缘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分布区的边缘;二是不同文化群体的结合部。就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而言,前者指的是空间范畴,后者强调的是非主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涵化体现。所谓“涵化”是指不同文化群体通过直接或间接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其结果是一方接受另一方的特质,或有选择地接受某些特质,而抗拒另一些特质。而变化往往发生在文化边缘和不同文化群体的结合部。 西辽河北系区处于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文化区北侧边缘,过去该区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个薄弱环节,近年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上述资料的梳理,针对种种文化变迁现象,把它归结为文化边缘效应,拟提出三点认识。 第一,西辽河北系区介于嫩江下游、第二松花江和下辽河多个考古学文化区之间,是连接内蒙古东部和相邻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汇地带。检视区域内发现的西梁、富河、哈民和南宝力皋吐几种文化类型,均难以纳入到辽西区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中去,与周邻考古学文化比较,具有很强的自身特点。 第二,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内,由于文化底蕴或生态环境的不同,占据中心位置的主体文化以其内聚力和谱系的连贯性居主导地位。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文化,囿于自身特点和成分多元化,因缺乏文化的延续性而居从属地位。从已识别的几种非主体文化来看,它们既保持着与主体文化不寻常的联系,又表现出与中心区域考古文化相异的现象。 第三,从文化关系的动态角度分析,西辽河北系区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总体趋向是游离于该文化系统中心区域,呈现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这种情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