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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王青,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上博简《曹沫之陈》是政治家言“兵”,而非兵家言“战”,其立足点是政治,其论兵是为了论政。其中“有克政而亡克阵”相关简文,体现了政治在战争中的优先地位、政治对战争的制约等思想。“夫阵者,三教之末”相关简文,体现了政治教化是战争胜利前提的思想。“战有显道,勿兵以克”相关简文,则早于《孙子》《尉缭子》等经典兵书而提出了内涵不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相关简文,更是重视“贵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贵族血统维系军心的重要性。《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应该是宋襄公以前中国古老“兵法”的面貌,此时尚未形成“兵以诈立”的思想。 关键词: 《曹沫之陈》、上博简、政治教化、不战而屈人之兵、贵人、公孙公子 主持人简介: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25;E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2-0021-12 《曹沫之陈》是上博简第4册中最长也最引人注目的一篇,①记载的是春秋前期鲁庄公与曹沫(即曹刿)的问对。②目前学界对《曹沫之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竹简的编联和简字的释读及其性质的讨论上。虽然很多学者多以其为佚失已久的古兵书,③但对其军事思想却没有专门讨论过。《曹沫之陈》成书早于《孙子》《吴子》等经典兵书,其军事思想既朴素又弥足珍贵,本文试对其军事思想作深入探讨和研究,以期还原春秋前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新面貌”,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视角。 一、“有克政而亡克阵”——政治对战争的制约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④史官往往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政治与战争这两个方面。《曹沫之陈》简文对于政治与战争的认识与其他典籍中所载正统史家的认识是一致的,皆是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于这一点,《曹沫之陈》的作者凝练为“有克政而亡克阵”。 《曹沫之陈》简文载鲁庄公接受曹沫“修政而善于民”的建议后,他“不昼寝,不饮酒,不听乐。居不重席,食不二味”(简10-11),这完全是明君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典型作为。一年以后,庄公再次垂询曹沫,问:“吾欲与齐战,问陈(阵)奚如?守边城奚如?”(简13)⑤因庄公之语有“问陈(阵)”的字样,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本篇篇题“曹沫之陈”,从而将本竹书视为论兵之作。但是简文所载曹沫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来回答庄公,他不仅没有论述相应的“阵法”“兵法”,而是得出了“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的结论。这一结论引人深思。为了方便探讨,我们将相关简文摘引如下: 臣闻之:有固谋而亡固城(简13),有克政而亡克阵。三代之阵皆存,或以克,或以亡。(简14) 在这一段简文里,曹沫引用“臣闻之”阐述了自己对于战争与政治的认识。这种说明问题的方式与《国语》是一样的,⑥所反映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曹沫在论述中提及的“三代之阵”,是指夏商周三代战争理念。本段简文中“克”训为“胜”,“克政”即足以胜人之政,“克阵”即足以胜人之阵。在曹沫看来,固守不破的城池(“固城”)不如固定的谋略(“固谋”),一定取胜的布阵打仗的办法(“克阵”)不如一定取胜的为政之法(“克政”)。“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可谓精确到位,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曹沫之陈》作者治国理念的高度概括。在对“政”(政治)与“阵”(战争)的关系问题上看到了根本问题所在,那就是政治对于战争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 在这一段简文中,曹沫先以“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回答庄公“问阵”与“守边城”的问题,随后指出小邦处在大邦之间据守边境的谋略。点明“坚甲利兵”固然重要,但是“必有战心以守”才是上策。转而提出“三和(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的重要性,庄公进而询问“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属于政治教化的范畴。至此,《曹沫之陈》作者的观点已经非常清楚,关于政治与战争,他更看重的是政治,并尽量引导国君回到修政这个主题上来。 《曹沫之陈》简文所载关于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的讨论,是在曹沫与鲁庄公对话中渐次展开的。在讨论“三教”的问题之后,鲁庄公询问曹沫关于各种“出师之忌”“复战之道”,曹沫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又成功地将庄公的关注点引回到政治问题上。曹沫提出“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从而使庄公进一步思考“为亲”“为和”“为义”的问题。曹沫遂适时地提出“先王之道”,庄公进而询问三代之得失,曹沫以“古亦有大道焉,必恭俭以得之,而骄泰以失之”作答。意思是说,古代也有治国理政的规律存在,而这些道理必定要靠恭敬简朴的态度才能够得到,若采取骄奢傲慢的态度就会失去获得这些道理的机会。因此可以说,《曹沫之陈》的作者关心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立足于政治讨论战争,希望君主修明政治,和睦亲族,教化民众,融德政于兵事中,这也是春秋时期受传统礼乐文化影响的政治家的共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曹沫在回答鲁庄公“问阵”之时,曾说“三代之陈皆存,或以克,或以亡”(简14)。虽然“三代之陈皆存”这种说法让人振奋,但在曹沫看来,三代之阵并不是作战之“正道”,有的用它取得了胜利,有的用它却灭亡了自己国家,所以真正应该关注的还是三代之政。而关于三代之政,禹、汤、桀、纣时代就是“正(恭俭以得之)”“反(骄泰以失之)”两方面的样板。简文的主体思想更加明了。它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曹沫将“教民”上升到“先王之至道”上来,更是彰显了《曹沫之陈》的思想特色。 在战争中,比武力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政治。春秋中期晋楚鄢陵之战前夕,楚贤臣申叔时指出:“德、刑、详(祥)、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⑦申叔时将德行(“德”)、刑法(“刑”)、敬顺(“祥”)、道义(“义”)等看做战争的根本和战争胜利的原因。著名的齐、楚召陵之盟前夕,齐桓公向楚使臣屈完炫耀兵力,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当即驳斥道:“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⑧在屈完看来,诸侯国之间应当以“德”相待,而不是武力威胁,这样才会令人心服口服。 中国古代的兵家对于政治与战争胜负的紧密关系,看的也很清楚。所谓“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胜福相应,犹合符节”,⑨他们已经认识到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统治者政治上的成功,所以孙子等军事权谋家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策略,都认识到国富兵强的重要性,都重视对将领谋略的运用、智慧的开发,将治军与治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到了战国时期,先秦的兵家大多吸收法家的思想,支持国家的改革,希望通过变法改革,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而且还将法治的观念贯穿到治军中,依法治军,严明军纪。“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服天下”,⑩这虽然是他们的美好理想,但反映出他们对政治与战争的取舍态度明显不同。 古代兵家十分关注战略战术。他们承认政治是战争的首要因素,但同时认为战争是决不能放弃的手段。他们对战争的取胜之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司马法·严位》认为,“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11)再如《孙子兵法·计》篇指出,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在出兵之前要认真核算敌我双方的情况,“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义、天时、地利、将领、法规,这5项内容,将帅一定要了然于胸,必有胜算的可能,然后才能出兵。在5项当中,将“道”列为第一位,“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12)即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国君的行为符合道义的要求,这是对一国政治总的要求。将帅在出兵前要反复的思考:“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13)通过这些“知胜负矣”。《尉缭子·兵谈》说:“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橐甲而胜,主胜也;阵而胜,将胜也;战(而)胜,臣胜也。”(14)孙子将“主孰有道”列为“七计”之首,又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的上策;《尉缭子》认为“兵胜于朝廷”,他们如此强调治道,都是认识到了政治对军事的重要而深层的影响。但《孙子》《尉缭子》等关注的是战争,最终的落脚点在战争胜负之上,而《曹沫之陈》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战争,而是政治,最终的落脚点在国君的修德修政之上。所以说,《曹沫之陈》是政治家言兵,而非兵家言战。《曹沫之陈》简文虽然涉及“论兵”的内容较多,但是其“论兵”是为“论政”服务的。他倡导德政、重视民本,处处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认识到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