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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重视“贵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时期行师论兵,大都认识到了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了战争与民众的密切联系。《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时期关于战争的主流认识。由于春秋时期宗族兵依然是军队的骨干、战争的主力,所以《曹沫之陈》的作者重视君主的权威之外,还格外强调宗法贵族在统领军队方面的天生的优越性,并且将君主与贵族视为一体,这一思想贯穿于曹沫与庄公问对的始终,突出的表现是曹沫回答庄公“为和于豫”的做法时,两处提到“贵人”,一处提到“公孙公子”,相关简文如下: 三军出,君自率(简22),必约邦之贵人及邦之奇士,御卒使兵,毋复前(简29)常。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进(简24下)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嬖大夫,无嬖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有司率长,(简25)……期会之不难,所以为和于豫。(简23下)(37) 这段简文强调了国君亲为统帅以及贵族统军的重要性。三军出征,国君亲自统率军队一定要约请国内的“贵人”以及“邦之奇士”,让他们指挥士卒。所谓“奇士”盖指有奇特谋略或奇特技艺之人。相传秦孝公曾经下令国中,招募人才,谓“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周初重臣吕尚是一位“多兵权与奇计”的杰出人物。秦末陈平曾经批评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38)可见陈平把自己看作“奇士”。对于这些出谋划策的“奇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曾总结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39)《曹沫之陈》所提到的“奇士”,当即这类人才。 除了“奇士”之外,《曹沫之陈》似乎更为重视“贵人”。认为凡是“贵人”位列前行,则可奋士气而取胜。如果他们居后,则容易溃亡。并且进一步说,军队前进一定要有“二将军”指挥,没有将军的时候,一定要有“数嬖大夫”来指挥,没有嬖大夫一定要有“大官之师”“公孙公子”来指挥。所有的职官都要由出身高贵的官长率领,军队按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也就没有什么难做到的了,这样就能做到“为和于豫”。在这里,“豫”,读若“预”,是一种预备状态,此时军队已经出发但是尚未布阵。我们可以看到,“为和于豫”最关键的是国君与“贵人”的统帅与凝聚作用。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贵人”呢? “贵人”,原解释为身份高的人,笔者认为并不是很准确。商和西周时期,贵族与民众俱可称“人”,唯身份低贱者称“小人”,但并没有相对应的“贵人”之称。春秋时期方有“贵人”之称,至战国时“贵人”的称呼多了起来。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出身于贵族之人称为“贵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象。先秦典籍中的“贵人”是指身份高贵之人,亦往往指与国君有血亲关系的贵臣。如《韩非子·扬权》:“毋贵人而逼焉”,“贵人”,王先慎注为“贵臣”。(40)《吕氏春秋·贵卒》:“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贵人”,高诱注:“贵人,贵臣也。”(41)《礼记·内则》:“贵人则为衣服。”孙希旦集解:“贵人,卿大夫也。”(42)再联系到春秋时期鲁国的社会结构,其贵卿皆是出自公族,所以笔者认为《曹沫之陈》简文中的“贵人”应该是指与国君有血亲关系的贵臣。强调“贵人”的作用,固然是适应周代宗法制社会结构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强调军队指挥员权威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使军队上下行动统一,听从指挥,从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 关于“为和于豫”的做法,曹沫先总说“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然后解释说“进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嬖大夫,无嬖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将军”“嬖大夫”“大官之师”与“公孙公子”,这是层层向下的关系,其中“公孙公子”似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依周代礼制,“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43)公子、公孙是公族中地位最为显赫者。所以简文此处的意蕴可能是指国君出征,所任命的将领皆为出身高贵的人,他们以贵人的身份兼有官职,或者为“将军”,或者为“嬖大夫”“大官之师”。而“公孙公子”则仅有高贵的出身,没有具体的官职。即使没有官职,但他们“公孙公子”的身份具有天然的权威,可以凝聚军心,他们亲自带兵就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不仅如此,简文载曹沫在解释“为和于阵”时,再次提到了“公孙公子”的重要性,相关简文如下: 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贵(简24上)位、厚食,思为前行。三行之后,茍见端兵,什(简30)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简26)。(44) 以战车进攻,疏而不合,就会有空间为敌军所乘,所以“车间容伍,伍间容兵”,编组严密整齐。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而且骑兵大量出现,《吴子·治兵》篇中论及驯养军马的方法,并强调驯养好战马就能“横行天下”,这说明骑兵已经成为重要的作战兵种。而《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依然是春秋时期的作战情况,车战依然是主要的作战方式。进攻的方式首先要求有整齐的编制,上下之位严整,错落有致,步调一致,这很符合古军礼的要求。“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这是布阵的编组要求,这种编组排列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这与春秋前期郑国的鱼丽之阵异曲同工:“先偏后伍,伍承弥缝”,(45)兵车一对分为二偏,每偏为二十五乘车,以步卒五人为伍,在车后,弥补偏间的缝隙。《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车阵战,这也正是春秋时期典型的作战方式。这一点是《曹沫之陈》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有力内证之一。 简文指出“什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如此强调“公孙公子”在军纪方面的重要性,这是后世兵书所没有的。伍、什是军队最小的编制单位,相当于一个战斗小组,公孙公子遍布什伍之间,这就是军纪。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军纪”明显不同。因此疑简文此处“纪”字,非指“纪律”,而是作“纲纪”“纲要”“总要”讲。(46)简文以公孙、公子为军之纲纪,强调以贵族血统维系军心的重要性。此外,《吴子·料敌》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军命”即军之命脉,与简文此处的“军纪”意思是一样的。《吴子》以“虎贲之士”为三军的命脉,《曹沫之陈》则以“公孙公子”为三军的纲纪,所反映的时代观念明显不同,亦表明《曹沫之陈》成书之早,反映其社会结构仍然是重视血缘关系的典型的宗法社会。春秋时期,贵族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这在《左传》中屡见不鲜。如,《左传》载,庄公十年,公子偃与鲁庄公联手取得了鲁宋乘丘之役的胜利。成公二年,鲁、卫等诸侯国从晋伐齐,而楚令尹子重起师救齐,“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蔡景公与许灵公两君都没有成年,但要担任车左、车右,所以勉强为他俩行加冠礼。在这场战役中,楚国看重的是蔡景公与许灵公两君的身份地位,而非其自身的作战能力。再如,昭公二十三年,吴楚争夺州来,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分析当时的局势说:“(楚)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楚帅的地位低,没有大的威信,这就注定了楚军是一定要打败仗的。 另外,我们要看到,当时“贵人”“公孙公子”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还因为他们所率领的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的军队,这也体现了春秋时期军队的特色。到了战国时期,军队兵员大量来自征兵,少数常备的精锐部队则来自募兵,《吴子·图国》篇提出“简募良材”,并主张“选而别之,爱而贵之”,视其为军中之精锐。正是说明了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兵役制度的不同之处。 《曹沫之陈》简文两处出现“贵人”,两处出现“公孙公子”,是很引人注目的。强调带兵打仗时“贵人”“公孙公子”的重要性,并将“公孙公子”视为军之纲纪、命脉,这是《曹沫之陈》的特色之一。可以说,《曹沫之陈》与《孙子》等皆强调“以气势取胜”,以《孙子》为首的兵书更多的是强调以“势”胜人,而这种“势”是指战术中的“奇正”之术,但是《曹沫之陈》强调的是具有高贵血统地位的“贵人”的气势。就任用将领方面,《曹沫之陈》强调“将”的高贵血统,注意的是“贵人”“公孙公子”的作用。这是春秋中前期才有的理念。后世的兵书如《吴孙子》《齐孙子》《吴子》等强调的是选将,重视所选将领的个人素质。成书于春秋后期的《吴孙子》对于“将”的要求是具有“智、信、仁、勇、严”(47)等素质,而非具有贵族血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齐孙子》亦是如此。其《将义》篇云:“将者不可以不义”,“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将者不可以无德”,“将者不可以不信”,“将者不可以不智胜”,强调将领必须要有义、仁、德、信、智。《六韬·选将》以“八征”作为选拔将领的标准。《吴子》也尤其重视选拔“良将”,但它所说的“良将”和是否出身贵族毫无关系,而是指将领的威严、品德、仁爱、胆略,只有具备这几种素质的将领才足以统帅军队。可以说,后世兵书论选拔将领,都注重的是将领的才能,无所谓尊卑,反而是最忌讳“贵人”的特权。《曹沫之陈》格外强调贵族、血缘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吴孙子》《齐孙子》《吴子》等不同,表明它们成书时的社会结构不同,也表明《曹沫之陈》问世的年代较早。 《曹沫之陈》简文强调国君的权威与重视权贵人物的影响力是一致的,这是《曹沫之陈》的特色之一。《左传》所载庄公十年曹刿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主动觐见庄公,并运用“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军事思想,使长勺之战成为中国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曹刿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似乎与《曹沫之陈》中的曹沫重视“贵人”的思想不一样。其实不然,曹刿(曹沫)所生活的春秋前期,是新旧两种思想交替的时代,出身下层的精英人物不断涌现,但是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的依然还是出身高贵的贵卿重臣,典籍所载的曹刿虽然认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主动要求参战,但他是作为庄公的车右参战的,在长勺之战中,统率军队的是鲁庄公。所以传世典籍中的记载与简文的记载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总体上讲,《曹沫之陈》所反映的是春秋时期政治家言“兵”,而非兵家言“战”,其对政治与战争的论述,已经涉及中国古代军事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后世所重视的一些军事政治学的理论,如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是政治的手段,政治贯穿于军事的全过程等等,在《曹沫之陈》简文里都有质朴的表述。《曹沫之陈》早于《孙子》《尉缭子》等经典兵书而提出了内涵不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这是该书独特而宝贵之处。《曹沫之陈》还格外重视宗法贵族的领军特权,其战略指导思想依然是遵循礼法的“正规作战”的方法谋略,并没有形成“兵以诈立”的思想。李零先生曾经指出:“宋襄公以后,中国的兵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都是讲‘兵不厌诈’。”(48)虽然,宋襄公以前的兵法并非全都不讲诈术,但是宋楚泓之战之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这种符合古军礼的战法从此就被彻底摒弃了。而《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宋襄公以前中国古老的“兵法”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