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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有显道,勿兵以克”——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自古以来备受人们赞赏,被视为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精髓,对后世的战略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早在《孙子兵法》出现之前,《曹沫之陈》简文就已有此战略思想的萌芽,即“战有显道,勿兵以克”理念。 《曹沫之陈》简文载曹沫在向鲁庄公解释“夫阵者,三教之末”的观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有显道,勿兵以克”,颇值得我们深入剖析。相关简文如下: 庄公曰:“勿兵以克奚如?”答曰:“人之兵(简38)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夫大夫。人使夫大夫,我使将军。人(简39)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简40) “勿兵以克”,原释文以为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孟蓬生先生从之,训“勿”为“无”,认为“无兵以克”,是说没有(不依靠)军队而取得胜利,亦即不战而屈人之兵。(30)高佑仁先生认为“勿”有表示禁止或劝阻之义,义同于“别”“莫”。简文“勿兵以克”犹言“莫以士兵克敌”之义。(31)陈斯鹏先生以为“勿兵以克”于义难通,本简中的“勿”字与传抄古文中的“刀”旁相似,故字似可释“刀”。(32)然而,在楚简文字中,“刀”与“勿”本不易相混,而且将“刀兵以克”作为“战之显道”的思想与《曹沫之陈》的军事思想整体上不符。所以笔者认为,高佑仁先生对“勿”的本义的理解应该较为妥当,“勿”的本义就是“不要……”,但是简文此处的“兵”不当指士兵,也不当指兵器,而应当指战斗、战争。简文意指如果执行了以上的办法(即“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那么就是没有开始战斗,即已稳操胜券。 “勿兵以克”意即不战而胜,这固然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相一致,但其中也有些许区别,值得我们仔细体味。“不战而屈人之兵”见于《孙子·谋攻》篇,原文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百战百胜,算不上好中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上好中最好的。《尉缭子·兵谈》篇亦载:“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并且指出“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意思是说军事上的胜利实际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改革,取决于百姓的安定生活,取决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取决于贸易的繁荣兴旺。孙子将“主孰有道”列为“七计”之首,又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的上策;《尉缭子》认为“兵胜于朝廷”,都是认识到了政治对军事的重要而深层的影响。这些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未开战之前,要在国内进行充分的准备,正如《管子·七法》篇所说:“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这是计定于庙堂之上,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做法。然而《曹沫之陈》的“勿兵以克”则是战前的具体准备,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要做到坚甲利兵,武器精良;二是要保证领兵将帅的权威,一定要胜过对应的敌军将领。这些认识显然没有后来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全面翔实,但却显示了其战略思想的素朴之貌。这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所出时代较早的缘故。 曹沫主张“勿兵以克”,前一句“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这是强调兵器、甲胄要优于敌方。军备器械精良,这本是打胜仗的硬性条件,属于军事常识。但是后一句“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这是强调统帅的出身,要求所任命与派遣的将帅的身份地位要明显高于对方一个级别。将帅,特别是主帅,他的行为直接关系着战争的结局,所谓“凡战,三军一人胜”,(33)就是强调主帅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曹沫之陈》将这种以统帅的身份地位压人、胜人的策略作为“战之显道”,则是非常罕见的。虽然一直到战国时期,统帅的尊卑对战争依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却很少再强调君主的亲力亲为。《曹沫之陈》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时期的情况。而且“人使将军,我君身进”,它的意蕴也并非要求国君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而是强调君主自身的权威。在曹沫看来,国君身份尊贵,其作为统帅的影响力是无人能及的,所以国君最好能作为统帅直接将兵。“三军出,君自率”,君主亲自率军出战,才能保证军队的和谐。“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这种逐步向前推进的逻辑关系,强调了国君独一无二的影响,是对国君权威的充分肯定。春秋时人谓:“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34)国君统“神”与“民”两者,其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于此可见。《国语·鲁语》上篇载鲁大夫里革对鲁成公说:“夫君人者,其威大矣。”晋大夫阳毕亦谓:“图在明训,明训在威权,威权在君。”阳毕认为“威权在君”,国君要威、德并用,则“民心皆可蓄”。(35)这些重视国君的“威望”“威权”的思想与《曹沫之陈》是一致的。《曹沫之陈》简文格外重视国君尊贵的身份以及其作为统帅的影响力,这是和春秋前期鲁国的国情相符合的。春秋前期,鲁君的权力较大,鲁国公室受世家大族的牵制不明显。此外,鲁秉周礼,其时鲁国的政治相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国君贵重的身份及无与伦比的地位,不仅为本国人尊崇,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所尊崇。例如《左传》载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晋军新军的将领卻至在战场上见到楚王,便不顾战场之拼杀搏斗“免胄而趋风”,意即跳下战车,脱去头盔而快步疾走,以此对楚王表示尊敬。并且“三肃使者而退”,对楚使恭敬地拜谢三次后退走。与此同时,晋军下军的将领韩厥也以“不可以再辱国君”为由放弃了对郑成公的追击。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贤大夫子产甚至以“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为“国之大节”,(36)可见国君的威权之重,作为统帅三军的最佳人选当然就是国君了。所以《曹沫之陈》的作者将“人使夫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作为“战之显道,勿兵以克”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