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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璐(198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084;英国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Cambridge CB3 9AF UK 内容提要:象天设都是贯穿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规划设计传统,秦咸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下之都”,其象天设都的空间布局模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试图绕开文献与考古实证不足的局限,从外围逼近核心,通过考察战国秦汉时期其他类型“象天制器”的模式得到基本猜想,进而对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及技术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得到可能模式,再以此为纲,分析秦咸阳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得到其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天象垂直投影,中宫天极居中、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与地上四方相对,五宫星座与都城各片区人工建设一一呼应。这种关系的建立并非“机械投影”,而是在保持星座间的几何拓扑关系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地面实际建设条件,进行适当协调、妥协,形成天地一体的空间模式。 关键词:秦都咸阳、象天、空间模式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6 秦都咸阳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其空间布局在继承先秦都城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象天设都是起源于先秦的规划设计思想,它贯穿于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都城建设中,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影响深远。秦都咸阳象天而设史有明载,对其空间布局模式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古代都城史与城市规划史具有重要价值。现有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观点纷纭、莫衷一是,直接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是难以突破的瓶颈。本文试图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另辟蹊径,提出一家之言。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整体俯瞰局部,从外围逼近核心,从抽象走向具体。象天设都的空间模式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门类象天的“造型”模式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有其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及技术方法上的必然性。可以首先考察战国秦汉时期可考的象天制器的模式,从中得到象天设都模式的猜想;在此基础上,对时人关于天、地结构及天地关系的文化观念与科学知识以及通用的城市规划设计的技术方法等加以研究,得到象天设都的可能模式;以此可能模式为纲,引领和组织对秦咸阳相关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的分析应用,得到其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 一、秦都咸阳,象天而设 秦人本发源于陇东,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在渭北“作为咸阳,筑冀阙”,②次年秦迁都于此,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等数代君主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有新的营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开始在帝都咸阳进行大规模建设,兴建了六国宫殿、阿房宫、极庙等一系列宫室建筑,修复道、甬道以联系各宫室,治驰道、直道以通天下,并大量移民以充实咸阳。咸阳迅速地由“一国之都”成长为气势宏大的“天下之都”。(图1) 图1 秦都咸阳宫室与道路分布② 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秦都咸阳的规划布局中有象天设都的思想。《史记·秦始皇本纪》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始皇扩建咸阳城的思想与过程,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出其具有将天上星辰与地上宫殿相比附的思想:“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④“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⑤“天极”、“阁道”、“营室”都是星宿的名称。《三辅黄图》成书于东汉或曹魏初,是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关于秦咸阳、汉长安的地记,其卷一有载: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⑥“紫宫”为天上星座,与渭北咸阳宫相应。张衡《西京赋》载:汉长安城“览秦制,跨周法……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⑦说明汉长安仿效秦都,具有象天设都的思想。 将都城建设与天相联系是先秦时期即已产生的规划传统。在人类社会早期,即借助通天的巫术,显示权力与上天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保证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伴随着社会发展,巫术色彩逐渐淡去,君主仍要借助一些手段向民众昭示其统治权来源于上天,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人力自然无法直接作用于天,“天人关系”往往是通过人对大地的经营,建立“天地关系”来实现的。《易·系辞》有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⑨“王天下”是从仰观俯察、建立天地联系开始的。都城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唯一性,在都城建设中模仿天象,就成为建立天人关系、树立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殷商人自诩都邑为“天邑”,自称王朝为“天邑商”,意即作邑建都追求上天的体认,按照上帝的意志安排都邑位置与筑邑时间。⑩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春秋时的吴国和越国在都城规划建设中都有象天的举措,伍子胥规划吴都时“象天法地,造筑大城。”(11)范蠡规划越都时“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12)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明显地是在先秦时期旧有制度的基础上整合、提炼、完善而成的,象天设都作为源远流长的城市规划设计传统对秦代的都城建设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秦代具有象天设都的政治与文化土壤,“天人相应”是秦代主流的社会文化观念,是其政治制度制定的指导思想之一。权臣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即明言:“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13)《明理》篇中还对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系统分类和阐述,明确表达了天与人结构相同,人事与天事规律相近,可以互相感应。(14)秦始皇本人深信君权神授,追求天人沟通,多次出巡祭告上天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并冀图求仙海上,还重新制定了信仰和祭祀序列,(15)追求政制与天道相呼应。营国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中关键的一部分,追求与天相应、象天设都是很有可能的。 秦代也具有象天设都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天文学知识发达并日趋成熟、阴阳术数盛行。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16)秦时已经有较为精确的天文观测,后世天文学主干之一的“二十八宿”这一名词首次出现是在《吕氏春秋·圆道》,《十二纪》和《有始》中还列出了部分或全部二十八宿星名,与后世星名和排序一致。《史记·天官书》虽成书于西汉中期,但汇总了有史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果,可以认为是秦汉时期皇家天文机构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的代表,(17)其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全天星象与分野,星宿的位置功能、运行规律以及与占星相关的人间事务。与此同时,秦代的政治制度推崇阴阳数术,奉“五德终始”,行“四时之政”,阴阳家是一个精通天文知识并掌握堪舆、营建本领的群体,在这一群体的主导下,象天设都具有知识和技术上的可行性。 二、象天设都的可能空间模式 象天设都是先秦秦汉时期都城规划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除了前文列举的少数文献之外,对其具体空间模式的记载非常稀少,零散的考古成果也难以呈现出象天设都的具体面貌。在具体条件无法摸清的情况下,可以转换思路,并非从一开始就针对咸阳进行研究,而是首先从外围进行概括性、整体性的探讨,将象天设都作为战国秦汉时期“象天制器”的一个门类,通过挖掘其他门类象天的形态模式的共同特点得到基本猜想,再根据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背景、知识基础探索可能模式,并通过对当时惯用的规划技术的研究来验证其可行性。 1,象天制器的共同特点:抽象表达而非具象模拟 在先秦秦汉时期,象天思想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都城规划,在更小尺度的器物的制造中也多有体现,对此有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象天制器的基本模式都是从自然天象中提取出某种相对抽象的形态模式,再根据所制之器的实际情况,找到相通之处,进行创造性地表达,而非刻板地具象模拟。如:车舆:“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18)古琴:“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官也,象五行也”。(19)这是以形态象天。董仲舒有“服制象天”之说,其具体解释是:“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钩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20)这是以位置排布来象天;凡此种种,并无完全模拟星象、机械对应的例子。清崔述《考信录》在阐释《易经·系辞》中“观象制器”之说时提出:“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后能制器立法也。”(21)这一思想也与象天制器的思想模式类同,核心在于“理相通”,而非刻意“规摹”,是抽象模式,而非具象模拟,在象天设都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当代对于秦都咸阳象天模式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宫室布局(或包括其他类型人工建设)是某一时段星象的具体投影,有谓冬至前后者,(22)有谓十月黄昏者,(23)这些研究肯定了咸阳象天设都思想的存在,指出了象天模式的可能性。但是,从规划设计实践的角度出发,城市规划是综合考虑功能需求、地理条件、文化观念等复杂因素的结果,这种直接对应的模式,缺少弹性,事实上较难应用于现实中。另有个别研究者提出咸阳象天并不拘泥于某时之星象,而是空间模式上的类同,贺业钜提出以咸阳城为“天极”,宫殿环绕如众星拱极的空间模式设想,(24)刘九生则依据“内涵明确”、“方位确定”两条原则,将《史记·天官书》中的五宫星象与秦帝陵建设相联系。(25)这些研究虽然还比较概念化或局部,但是揭示出从抽象模式入手,研究秦都咸阳象天的可能性。 2,象天设都的可能空间模式:中心相对,四方相应 如何得出象天设都的抽象模式?首先,要明确秦代社会普遍接受的大地和天象的结构模式,可以发现“中心—四方”模式是时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地都被笼罩在这个结构模式中;其次,要明确其所认为的天地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可以看出在“盖天说”的思想下,天地呈中心相对、外围相应的对应关系;两相结合,可以得到象天设都的可能“抽象模式”,即:中心相对、四方相应,当时通用的城市规划设计的技术方法也可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自先秦至秦汉,人们认为“中心”与由其拓展而出的“四方”构成了他们所生存的物质世界的基本空间结构。早在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四方”、“四土”等词已与“中商”等并举,频繁出现。(26)四方、东土、西土等都习见于两周文献。《诗经·大雅·江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27)四方就是王所统治的天下,王位于天下之中,治理四方。这种“中心—四方”的结构模式一直延续到秦,从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琅琊所刻石碑即可看出:“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8)成书于汉初的《礼记·王制》中也明确地体现出这种结构模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29)这种“中心—四方”的空间模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工具,四方、四海、四夷、四至、四境乃至九州等等,都是这一空间模式下的产物。 时人对于天象结构的认识也无法脱离这一模式,斗极(30)居中,二十八宿分属四象,环列于周,同样形成一种“中心—四方”模式。对于北半球的人而言,天象的变化规律呈现出围绕北天极的“斗转星移”,北天极被认为是天空的中心,所谓“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1)北斗是近邻北天极最易于辨识的星宿,围绕天极旋转,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32)围绕着天中,古人将天球黄赤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二十八组,即“二十八宿”,《周礼》中有“二十八星”之说,(33)《吕氏春秋》和《礼记·月令》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宿的名称和排列顺序。这二十八宿根据分布方位的不同,又分别归属于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亦即“四象”。《尚书·尧典》第一次将四星与四方对应,建立了将天空星象以正交方式分为四区的天空坐标体系,(34)《吕氏春秋》将二十八宿分为九野,事实上也就是四个正交方位的扩充细化;(35)《淮南子·天文训》之五星、《史记·天官书》之五宫等都是将二十八宿按方位分为五组、并与四象一一联系。在出土文物当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天象的结构模式: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漆箱盖上绘有围绕一个“斗”字的青龙、白虎,四周漆书篆文二十八宿名称;(36)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西汉墓墓顶有环状的二十八宿带,图的东南西北四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定位,可以明确地看到二十八宿与四象、四方的对位关系。(37) 战国末期至秦汉,天文学上普遍认可的宇宙模式是“盖天说”,(38)在此思想之下,天地之间呈现出上下相覆,中心相对,外围相应的模式。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天离地八万里”,“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沱四隤而下,天之中亦高四旁六万里”。(39)在《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当中也有对天地中心相对的记述。(41)从“式”,这一先秦秦汉时期进行天文历算和方位测定的主要工具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种结构模式。式盘分为两部分,上为圆形的天盘,下为方形的地盘,天盘中心绘有北斗,外围环以按星空方位排布的二十八宿,地盘则可明显看出是一个从中心发散,沿“二绳四维”(42)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平面。(43)天盘中心有孔,可扣置于地盘的中轴上而旋转。(图2)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秦汉时人脑海中天地对应的空间模式是:天圆地方,天地呈垂直投影关系,上下相覆、中心相对,相应的环列的二十八宿便与地面上的“二绳四维”相呼应。 基于以上对战国秦汉时人所认可的大地模式、天象模式与天地关系的认识,可以得出象天设都的可能模式:中心相对、四方相应。上文所述是其在文化思想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具有技术方法上的可行性。在先秦秦汉时期,通过立表测影辨别四方以确定中心与边界,是进行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核心内容,《周礼》之《地官·司徒》与《考工记》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述,也就是运用圭表测影实现“辨方正位”的“土圭之法”,而圭表本身又是进行天象识别与测度的重要工具,(44)也就是说“辨方正位”的工作可以很便利地与观测星象的工作结合起来。那么,以“中心”与“四方”为线索来实现天之星象与地之空间规划布局的相互呼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班固《西都赋》在记述汉长安的营建时有云:“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45)可见体象天地、象天设都是与经纬阴阳、辨方正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 天盘 2 地盘 3 剖面) 图2 西汉初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漆木式(40) 此外,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但是从其上一个层次“天下”,与其下一个层次“建筑”的相关记载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这种以方位为线索,中心相对、四方相应的空间模式。《史记·天官书》所载二十八宿与十二州的对应关系,明确地是以四方为依据的。(46)汉未央宫有:苍龙阙、朱鸟堂、白虎殿、玄武阙,亦与方向有关。(47)《三辅黄图》有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子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48)也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以方向为依据的天地对应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