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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通过对秦都咸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咸阳及其周边地区的规划设计中确实存在着象天设都的思想。其主要模式是以天极为中心,四方相对,天地垂直投影,根据位置关系,建立天上之星座与地上之人工建设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于天象的认识是一定的,但是规划设计对象的自然地形、既有建设条件则各有不同,不可能将一定的天象完全机械地“投影”到地面上,而是要通过人的巧思,在保持天空中星象的几何拓扑关系及象征意义的基础上,根据地面上的实际条件,进行协调、妥协,从而将在天之象与在地之都完美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103)象天设都的模式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以神(即精神内涵与基本规律)为本,不完全拘泥于具体的形态。 秦始皇对秦都的大部分建设是在前人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并不是完全的新创。始皇正式掌握政权之前,帝陵已经开始营建,渭南咸阳宫沿用日久,已有章台、兴乐、上林等,阿房据载亦已在惠文公时有所营造。秦始皇在此基础上,基于象天设都的思想,对原有宫室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扩建,并适当地增添新的建设,对原有的建设秩序进行了重新的建构,并不断有所调整,脱胎换骨般地形成了一个气魄宏大、意味深远、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天下之都。《淮南子·诠言训》有言:“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104)这个过程中规划设计所具有的“神”,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使得原本普通的物质空间之“形”,具有了特殊的精神内涵,所谓“全新”,不是物质建设的全新,而是精神气象的全新。 图8 秦都咸阳地区象天模式设想(105) 象天设都,它的表现是天地关系的建立,它的目标是天人关系的融合,而它的产生是人地关系的作用,其对象是地面上的物质建设,其主体是人。正如《吕氏春秋·序意》所谓:“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106)《易·系辞》有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107)空间布局的“神”是与人的社会文化信仰与精神追求息息相关。一方面是主事者,秦始皇有并吞六合的千古一帝之宏大气魄,始有秦都咸阳之高远境界。事实上,帝都咸阳的规划设计过程是伴随着始皇对政权的掌握和思想的变化而逐步推进的,从萌发,到确立,再到盛大,即便在其身后,按照其思想制定的既有之规划仍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象天设都是其大一统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受众,象天设都有明确的宣示政权正统性的作用,因而必然需要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有赖于人文观念中对天人相应的笃信以及继承战国又不断拓展的天文知识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咸阳象天虽史有明载,但是由于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阙如,秦都咸阳的具体城市格局在学界尚无明确共识,渭南新朝宫等始皇心目中的宏伟规划蓝图亦未完全实现,故而本文所提出的象天设都的格局只是对一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希望借此探究其基本模式和思想方法,而非刻意考证具体细节,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①秦咸阳有144年(公元前351年—公元前207年)的建都史,其中前129年为诸侯国秦国的都城,后15年为秦帝国的都城,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后者。 ②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页。 ③据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相关内容绘制。关于极庙的位置,既无明确的历史记载,也无可信的考古发现,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1)今西安市草滩镇东南闫家寺村,聂新民、王学理持此观点(聂新民:《秦始皇信宫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王学理:《咸阳帝都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但刘致平在更早的研究中认为此为汉代建筑遗址(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察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2)今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内,何清谷认为大体在汉长安城的北宫(此为早期认为的汉长安北宫,即今认为的北宫与桂宫之间),位于现西安市北郊的南徐寨、北徐寨一带,刘瑞(刘瑞:《秦信宫考——试论秦封泥出土地的性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5期)、徐卫民(徐卫民:《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等根据出土封泥等线索也基本持此观点。从历史文献记载、龙首原自然地形及汉长安对秦宫室的继承等几个方面来看,后者观点更为可取,极庙的位置可能就在北宫与桂宫之间。 ④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1页。 ⑤中华书局1959年版将此断句为“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6页。)从考古发现来推理,阿房宫距离渭河较远,不可能直接从此渡渭,但是以其为起点再转而到其他位置渡渭是可能的,故而有本文的断句方式。 ⑥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咸阳故城》,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页。 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赋甲 京都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⑧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8,《系辞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⑨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7,第76页。 ⑩《尚书·多士》:“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孔颖达疏引郑玄注:“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甲骨文中所记载的信息可为此提供证据:“王乍(作)邑,帝若(诺)。[王乍]邑、帝弗若。”(帝即上帝,详参刘桓:《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1)赵晔:《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页,第25页。 (12)赵晔:《吴越春秋》卷8,《勾践归国外传》,第107页。 (13)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2,《序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4页。 (14)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6,《明理》,第362-363页。 (15)《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1页。) (16)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30,《天文》,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5页。 (17)伊世同:《〈史记·天官书〉星象——天人合一的幻想基准(待续)》,《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8)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40,《考工记第六·辀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4页。贾谊《新书·容经》中也有类似说法:“古之为路舆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宿,轸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6,《容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0页。) (19)蔡邕著,吉联抗辑:《琴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页。 (2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6,《服制象天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1页。 (21)崔述:《补上古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页。 (22)徐卫民认为:冬至前后傍晚位于咸阳天顶的银河和仙后星座旁围的主要星宿与渭河横桥附近的主要宫苑的位置,被安排在一条垂直线上,使天象与地面互相对应。渭河象天汉,咸阳宫象紫宫,横桥象阁道,天极象阿房宫。(见徐卫民:《秦都咸阳的几个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23)陈喜波认为:每年十月的黄昏时分,营室星正当南中天,北极星岿然不动,银河居中东西横跨,此时天空中的星象格局正好对应于地上渭水两岸的各个宫殿。咸阳宫象天极,阿房宫象营室。(见陈喜波:《“法天象地”原则与古城规划》,《文博》,2000年第4期。)王学理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所据星象为9-11月,他还扩大范围,将秦咸阳的一系列宫殿都与当时之星象进行了比照。(王学理:《法天意识在秦都咸阳建设中的规划与实施》,见袁仲一编:《秦俑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21-425页。) (24)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 (25)刘九生:《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天人合一整体观》,《唐都学刊》,2013年第2期。 (26)参卢央、邵望平:《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16页,冯时亦指出殷代四方风卜辞明确显示,四风与四方有着固定等对应关系(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27)此外,“四方”还见于《诗经》之《小雅·节南山》、《大雅》之《棫朴》、《皇矣》、《下武》、《民劳》、《周颂·执竟》;《尚书》之《牧誓》、《金滕》、《召诰》、《雒诰》等两周文献中。 (28)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29)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12,《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8页。 (30)北斗与极星的合称。《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疏:“斗,北斗也;极者,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谓之极。极中也,北斗拱极,故云斗极。”(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地第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6页。) (31)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2,《为政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1页。 (32)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1页。 (33)《周礼·春官宗伯》:“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春官宗伯第三·冯相氏》,第818页。)《周礼·秋官司寇》:“硩蔟氏……以方书……二十有八星之号”。(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7,《秋官司寇第五·硩蔟氏》,第889页。) (34)明确记载了“四仲中星”的观测,鸟、火、虚、昴四星与四方相对应:“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2,《虞书·尧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 (35)《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3,《有始》,第662页。) (36)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37)呼林贵:《西安交大西汉墓二十八宿星图与〈史记·天官书〉》,《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38)钱宝琮认为:“盖天说起源可能是在从战国末期到前汉初期的时期里。”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100年的《周髀算经》系统地运用定量的、几何模型的方式阐述了盖天说。(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77-403页。) (39)《周髀算经》卷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40)来源:王襄天,韩自强:《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41)《吕氏春秋·有始览》:“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3,《有始》,第663页。)《淮南子·地形训》有云:“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刘安:《淮南子》卷4,《地形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42)“二绳”互交,构成东西南北四方,“四维”互交并叠合于“二绳”之上,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二绳”与“四维”的交点被视为中方。 (43)式盘模式多样,此为对其模式的概括归纳,详参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44)吴守贤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及天文仪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364页。 (4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赋甲 京都上》,第11页。 (46)《史记·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於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於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参罚。”《正义》:“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荧惑、鸟衡,皆南方之星,故吴、楚之占候也。辰星、虚、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齐占候也。岁星、房、心,皆东方之星,故宋、陈占候也。辰星、参罚,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晋占候也。”(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46-1347页。) (47)白虎殿:《汉书》中多次提及白虎殿,成帝建始四年,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班固:《汉书》卷60,《杜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73页。)《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百姓歌云:“土山渐台西白虎”。成帝“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班固:《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24,4025页)王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王莽见起义军进城,忙与群臣自前殿南下,“西出白虎门”,“就车,之渐台”。(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第4089、4191页)白虎门当为白虎殿之门,据此可知白虎殿在前殿西南渐台附近,渐台在沧池之中,沧池在未央宫西南。朱鸟堂,又名朱雀堂。《汉书·王莽传》:王莽令“孔秉等与州部众郡知晓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朱鸟堂。”(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29页)莽改未央宫为寿成室,可见朱鸟堂在未央宫。又“王路朱鸟门鸣”,王莽以为吉祥,令四方之士“从朱鸟门入而对策”。(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44-4145页)王路即王路堂,王莽改未央宫前殿为王路堂。朱鸟门当是朱鸟堂之门,从朱鸟门入而对策之处当是前殿的主体建筑,据此可知朱鸟堂很可能就在未央宫前殿之南。苍龙阙、玄武阙:《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集解》引《关中记》云:“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5-386页) (4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3,《未央宫》,第160页。 (49)伊世同:《〈史记·天官书〉星象——天人合一的幻想基准(待续)》,《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50)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6页。 (51)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1页。 (52)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89页。 (53)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1页。 (54)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1页。 (55)《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又载:“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5页。) (5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咸阳故城》,第22页。 (57)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0,《安死》,第542页。 (58)《史记正义》引《星经》云:“氐四星为路寝,听朝所居”。(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7页。)《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李善注曰:“周曰路寝,汉曰正殿。群辟,谓王侯公卿大夫士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赋甲·京都上》,第54页。) (59)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5,《宗庙》,第305页。 (60)《史记·天官书》:“亢为疏庙”,《索隐》:“《文耀钩》:‘为疏庙’,宋均以为疏,外也;庙,或为朝也。”(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7页。) (61)《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十六年(前231年)“置丽邑。”《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2页。)又《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十年(前197年)“更名丽邑曰新丰”。(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7页。)由此可知汉新丰是在秦丽邑的基础上改筑而成。 (62)1994年,在刘寨村东南杜村基建工地内发现大量砖、罐、盆、筒瓦、板瓦以及灰土、木炭等秦汉遗物,很多器物有陶文。陶文内容总计有3类49种。第一类为中央官署制陶作坊类,有“大匠”、“大毂”、“北司”、“宫丙”、“宫各”、“宫烦”、“宫易”、“宫之”、“宫□”、“居室”、“都船掩”、“右歇”;第二类为官营徭役性制陶作坊类,有“泥阳”、“西道”、“西处”、“安邑皇”、“安邑禄”、“安奴”、“宜阳工武”、“宜阳工昌”……第三类为市亭类,有“丽亭”、“丽市”。(王望生:《西安临潼新丰南杜秦遗址陶文》,《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6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赋甲·京都上》,第8页。 (64)图3中遗址分布据《秦始皇帝陵区重要遗迹分布图》绘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页。)图4星象根据《东宫星图》绘制(刘操南:《古代天文历法释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按,一般星图中方向为上北下南,左东右西,本文为与地面上的空间布局进行对应和比较,在绘图中均将其作镜像处理,即左西右东。 (65)《战国策·韩策》:“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战国策》卷26,《韩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4页。) (66)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5页。 (67)面积分别为:面积为1.426万平方米、6000平方米、520平方米(4号坑未建成)(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3页。) (68)班固:《汉书》卷26,《天文志》,第1308页。 (69)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6页。 (70)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6页。 (71)司马迁:《史记》卷7,《天官书》,第1230页。 (72)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6页。 (73)《史记·天官书·正义》:“营室七星,天子之宫,亦为玄宫,亦为清庙,主上公,亦天子离宫别馆也。”营室是重要的天子之宫。(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1页。)杨炯《少室山少姨庙碑》:“太微营室,明堂布政之宫。”(杨炯:《杨炯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史记·天官书》:“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17、1319页。)太微、轩辕都是天子理政的处所,将扰乱太微、轩辕、营室的星象共同视为战乱的象征,也可见营室与这二者有相近的性质。 (74)《尔雅·释天》:“营室谓之定”,郭璞注:“定,正也,作宫室以营室中为正。”(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6,《释天第八》,第2609页。)《诗·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即是此意。(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第3-1,《国风·鄘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5页。)《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元命包》云:“营室十星,埏陶精类,始立纪纲,包物为室”。(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9页。) (75)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76)刘庆柱认为其在咸阳宫东西两侧,即牛羊村附近(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刘庆柱:《〈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王学理认为在今咸阳东的渭城湾到杨家湾之间的北原(王学理:《秦都咸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4页。)徐卫民认为在已经发掘过的秦都咸阳一、二、三号建筑遗址北的怡魏村一带,与王学理认为的位置相近(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琐议》,《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 (77)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9页。 (78)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79)此处考虑的空间模式是将全天星象正投影,则天极位于正中,北宫位于其北,越远离天极则越北,这与传统天文研究中以天极为北的方位观不同。 (80)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9页。 (81)司马迁:《史记》卷126,《滑稽列传》,第3202页。 (8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苑囿》,第230页。 (83)图6星象根据刘操南《中宫星图》、《北宫星图》绘制(刘操南:《古代天文历法释证》,第409、510页。) (8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赋甲·京都上》,第10页。 (8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苑囿》,第244页。 (86)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87)亿里:《秦苑囿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88)《汉书·地理志》,盩厔县注云:“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班固:《汉书》卷26,《地理志》,第1547页。)《三辅黄图》:“萯阳宫,秦文王所起,在今鄠县西南二十三里。”“长杨宫,在今盩厔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秦宫》,第27、37页。)《元和郡县志》卷二:“秦五柞宫在(鄠)县东南三十八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8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8,《赋丁·畋猎中》,第387页。 (90)《汉旧仪》:“上林苑中昆明池、镐池、牛首诸池,取鱼鳖,给祠祀。用鱼鳖千枚以上,余给太官。”“上林苑中,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百五十亭苑,苑中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兔无数,佽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官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至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到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卫宏撰,孙星衍校:《汉旧仪》卷下,王云五主编:《汉礼器制度及其他五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6-17页。) (91)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2页。) (92)表中及图中池沼位置据《咸阳帝都记》相关信息绘制(王学理著,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咸阳帝都记》,第185-186页)。 (93)《楚辞·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王逸注:“咸池,星名,盖天池也。”(王逸《楚辞章句》卷2,《九歌·少司命》,四库全书,1953年,第11页)《淮南子·天文》:“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刘安:《淮南子》卷3,《天文训》,第32页。) (94)关于阿房宫、阿房前殿、前殿阿房等名词的概念范围多有讨论,如:王丕忠:《阿房宫与〈阿房宫赋〉》,《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学理:《“阿房宫”、“阿房前殿”与“前殿阿房”的考古学解读》,《文博》,2007年第1期;辛玉璞:《“阿房宫”含义别说》,《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本文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认为阿房为地名,或者对该地的描述,所谓“先作前殿阿房”,“作宫阿房”,相当于是“先作前殿于阿房”,“作宫于阿房”,因而阿房宫是建于“阿房”的前殿的临时名称。作为一期工程的前殿直至秦末尚未完工,则新朝宫未被命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文就直接以新朝宫称之。 (95)李毓芳、孙福喜、王自力等:《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96)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9页。 (97)刘安:《淮南子》卷3,《天文训》,第29页。 (98)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99)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2页。 (100)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10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秦宫》,第49页。 (102)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 (103)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2页。 (104)刘安:《淮南子》卷14,《诠言训》,第159页。 (105)底图星象据陈遵妫《五官(宫)坐位图》绘制(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5页)。 (106)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2,《序意》,第654页。 (10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第26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