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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解释：从事件史到人物史 关于《历史》(或译“希波战争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撰述旨趣，分别身为“西方(文化)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④与“西方政治史之父”的修昔底德⑤已经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古典希腊史家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并试图阐释其原因，二是他们笔下的叙事主角往往宽泛而抽象。希罗多德笔下人物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复数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8个民族之多)，修昔底德专注于“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组成的“几乎整个人类”。通过解释事件联系而理解人类行为，他们意在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如希波战争巩固了希腊人的自由独立，激发了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希罗多德坚持从人类学与政治学角度阐释，包括希腊、波斯(含埃及)诸族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差异等。深谙军政实务的修昔底德更是洞若观火于希腊政治，意识到个人作用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中往往无足轻重。典型实例是，尼西阿斯等根本无力为“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结局承担责任。即使是深谋远虑的伯里克利，也无法准确预料瞬息万变的战事变幻(雅典瘟疫、既定国策遭到废弃)。 鉴于“在形塑希腊化世界的诸多元素中，战争无疑当是拔得头筹”⑥，军政题材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当时史家推重。但整体而言较之前辈史家，相关载录的分量与质量等皆是差强人意： 他们过度放大细微琐事……将无足轻重的事件转化为意义重大的事件和行动，载录其间步兵损失往往10人上下、骑兵甚或更少的战役。至于围城……因匮乏实例很难确切描述如何具体展开……另外又如详述攻取塔兰图姆、围攻科林斯、萨迪斯、加沙、巴克特拉，尤其是迦太基战争等，增添了许多他们自己的虚构杜撰⑦。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书写者在承袭政治军事史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却不约而同地纷纷提升、彰显了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如特奥旁普斯(Theopompus，约公元前380—?年)早期代表作为12卷本《希腊史》，旨在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间基于马其顿腓力王干预希腊事务折射的个人影响，特氏遂撰58卷本《腓力史》以为《希腊史》之续编：“在本书前言中，他声称促使其从事著述的主要动因是欧罗巴先前从未诞生腓力王这般的人物。”⑧更典型的实例是亚历山大及追随者强力鼓吹源自东方的王权神化，促使写回忆录的风气很快盛行：“亚历山大死后，当他们为争抢帝国庞大家产之时，却也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的军事回忆录。”⑨突出体现在，同时代的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亚里士多布斯(Aristobulus)、安提克里德(Anticlides)、赫吉亚斯(Hegesias)、托勒密(Ptolemy)等，不遗余力地颂扬“新时代的阿基琉斯”亚历山大⑩。与希腊本土相比，以西西里为中心的南意大利殖民城邦即“大希腊”区域史家展现了类似意趣。如早在叙拉古僭主的支持者费力图斯(Philistus，约公元前432年—公元前356年)的11卷本《西西里史》中，自称修昔底德传人的他即极力渲染狄奥尼修斯父子统治(公元前406年—公元前363年)的伟大意义。此外，泰摩利昂等其他“辅助性”大人物也悉数粉墨登场。亚历山大帝尤为推崇费氏史观，当时学者同样认可其史家地位。稍后，杜里斯(Duris，约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81年)作叙拉古僭主阿伽托克勒斯的传记。然而正是强烈不满于费、杜等人的史著，提麦乌斯另撰《西西里史》(主题是狄氏父子至公元前289年阿迦托克勒斯之死)，全书字里行间充溢着浓烈的英雄史观色彩：“卡利斯提尼希冀神化亚历山大大帝，提麦乌斯则使得泰摩利昂远比最英明的神灵还要伟大。”(11) 早期希腊化史家倡导以“大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叙事新动向，与古典希腊传统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以共性言之，皆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负有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12)，可谓一语中的。如希罗多德奉行多米诺式的道德立场，以此诗意地展示和解读人类历史：强大帝国侵吞落后族群惨遭败绩，落后族群通过财富增进建立霸权，应运而生的野心、贪欲最终毁灭一切。修昔底德则通过大量论载人性优劣发掘伯战的道德内涵，包括正义、惩罚、毁灭、无为、暴力、强权、复仇等(13)。在关注重大事件史的基础上，古典希腊史学的政治伦理视角似乎过于宽泛且抽象。突出体现在就宏观层面而言，他们有关历史进程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了某些归纳概括性很强的基础术语。譬如波斯帝国与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生动演绎了“扩展—衰退”的历史规律，其间的核心是“淤滞”(14)。微观层面通常是与主角“人类”内在一致，热衷于民族文化心理等议题。如希氏有关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趣闻轶事的论载，显然意在彰显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始于希、修以降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学更加强调“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15)。 早期希腊化时代“人物史”写作的显著特点是，题材择取、场景描绘、人物刻画等进一步具象化、写实化。关注历史进程中大人物的作为，更深层次地体现是：道德修为成为原因探讨的重中之重，并顺理成章地转向对逸闻琐事(外在表现)、性格心理(内在起因)的查究。具言之，即大人物影响决定历史，道德素养影响当事人成败得失；性格心理制约道德修为，凡此通过趣闻轶事全景展现。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诚如波氏指出的：“有些作者载事中引入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因素”，“他们中或将一切归结于命运”，“而另有人津津乐道于发生的奇闻异事”(16)。典型实例如特奥旁普斯《腓力史》复杂矛盾的叙事结构和思想内容，充分展现了德性修为与政治成败须臾不离：承认腓力作为影响当代希腊史主要力量的事实有目共睹，同时对其“骄奢狂妄”的心性、“荒淫糜烂”的私生活等予以激烈的道德批判： 全书通篇首先将他描绘成为贪恋女色，竟至骄奢淫逸而最终危害家国；其次……为邪恶奸佞；再次……友朋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其烂醉如泥……腓力在马其顿的宫廷藏污纳垢，汇集了希腊或国外所有最为纵情声色、厚颜无耻之徒……因为整体上腓力对于勤俭节约的清廉雅士兴趣不大……实际上有什么寡廉鲜耻、耸人听闻的行径他们尚未操刀，又有什么正当合理、值得称道的物事他们尚未毁弃? 在宣称撰写一位与生俱来德才兼备的国王实录后，他指控其凡事穷奢极欲(17)。 与特氏相比，曾追随亚历山大东征的昂西克里图斯(Onesicritus，约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90年)通过《亚历山大的教育》(模仿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将军功显赫的一代天骄塑造为践行犬儒学说的道德英雄和希腊文明的热切传播者。该书集中展示了当时普遍流行的撰史思想，开创了浪漫化传记写作的先河：侧重于亚历山大青年时代成长、就学经历，还大量涉及其私人生活(如血统、心性等)(18)。实际上，它仅为前述亚氏传记史学编撰热潮中的实例之一。 早期希腊化时代先驱史家特奥旁普斯有关希腊世界败落的伦理化解读，对提麦乌斯、杜里斯等诸多后来的优秀史家影响深重(19)。突出体现在，他们道德史观视域下的“人物史”意向惺惺相惜而异曲同工。如提氏《西西里史》同样倾向于通过道德视角深入反思严重的现实问题，即曾经辉煌的西部希腊何以竟臣服于迦太基、罗马等新兴的蛮族势力?鉴于此，僭主体制下当权者的道德素养则成为讨论核心：包括狄奥尼修斯父子统治，特别是因政见不合而迫使提氏流亡海外数十年的阿迦托克勒斯——《西西里史》将其驾崩作为叙事重点，显然绝非偶然之举。而这一点，招致了秉承修昔底德严肃政治史叙事传统的波利比阿的强烈反对： 说是阿迦托克勒斯早年曾是人所共知的男妓，时刻准备委身于最荒淫无耻丧尽天良之人，(犹如)寒鸦或秃鹰一般谄媚逢迎任何欲望需求者。 我们务必深度质疑提麦乌斯的癖性。他告知我们诗人与作家通过专注特定题材而在作品中展现各自天性。他说荷马总是盛宴款待笔下英雄，表明他或多或少属于饕餮之人。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时常出现厨艺秘诀，表明他当是美食家和讲究人。同样地，僭主狄奥尼修斯偏爱女红暴露了其扭捏阴柔的气质……简言之，喋喋不休于愚昧迷信和荒诞不经(20)。 上述材料表明，以提麦乌斯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家主要是通过罗列趣闻轶事、揭橥性格心理等，强调对重大史事中所涉“大人物”的道德评价。而且，这一点很大程度上甚至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21)。波利比阿如果是仅从真伪以及实用与否等层面发议——包括声称“大肆渲染耸人听闻事件一无是处”，且阅读、关注它们“毫无价值”，“我们必须谴责未能引领读者关注世上正常或普遍发生之事的著述家们”等(22)，似乎是弱化了问题的本质所在。 早期希腊化史家直观地认为历史实为大人物集合并寄望与之，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君主专制背景下，少数军政强人的现实影响日益凸现。倘若考察古典希腊史学流变轨迹，不难窥探其中端倪。毋庸置疑，“希腊人的政治理论核心是对城邦本质的反思”，正如古希腊人所言“注意城邦的利益是你的职责”(23)。特别是在希波战争(如日中天)、伯罗奔尼撒战争(江河日下)、马其顿势力南侵的时代背景下，文史哲诸家不约而同地将反思逐渐推向高潮。突出体现在伯战暴露了民主体制的致命瑕疵，而战后雅典30人军政府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更是让人对城邦政治丧失信心。吁求德才兼备的领袖人物、甚至鼓吹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一时成为奴隶主有识之士探索国家模式的理想起点。基于此，修昔底德不得不心怀隐忧地正视和关切个人日益显要的政治影响：“国家的失政常常和个人的奢侈是联在一起的”，“不久就会引起城邦的毁灭”(24)。事实上从第五卷第二章开始——“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最有势力的政治家”促成和约的实现，逐渐有意识地将个人力量视作影响战争走向的重要元素(25)。然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希腊两大阵营的政治关系(26)。故此，鲜有关于某一当事人的具体评价(偶或论及“极少数阴谋家”后则裹足不前)——包括盘踞雅典结党营私的安替芬、亚西比得、克里昂等奸佞之徒，以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纷纷撰文指责其不明是非。如果说希罗多德通过契合时人审美情趣的故事讲说(与荷马史诗传统惺惺相惜)，展现了对希波战争诗意的英雄化解读，而修昔底德则似乎是有意书写了一部根本没有英雄人物的战争史。 随着城邦体制生命力濒临枯竭，苏格拉底与修昔底德一定程度上的拥趸色诺芬“去宏大叙事”视域下的“人物史”意向明显增强。表面看来，7卷本代表作《希腊史》(标题为“公元前411至前362年希腊史事录”)(27)属于典型的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史：起于修昔底德中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曼提尼亚战争。是时希腊诸邦混战与同盟层出不穷，却始终无法找到救治的出路。特别是作为继伯战后最为惨烈的自相残杀，曼战并未带来稳定与秩序。正如伯战之于修氏，直到曼战促使色诺芬通过撰述《希腊史》为时代揭示一种解读框架：希腊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求解之道究竟何在?《希腊史》卷首似乎有意抛却开宗明义的正式“前言”：鉴于伯战以后的希腊世界动荡衰败，匮乏单体性的重大事件统摄全书。事实上，色诺芬根本无意系统地载录当时希腊的军政事件。相反，贯穿其中的是道德面相，包括所论议题与撰史目的。一方面，道德元素是解读希腊动荡的主题：传统的虔敬、忠诚等公民美德逐渐让位于贪婪、奢侈而走向幻灭。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痛定思痛中实现道德复兴。卷二、四、五、七中有关撰史意旨的论述表明，历史写作意味着提供镜鉴。 色诺芬史学著述的核心论题凝缩于《希腊史》卷五及其余后章节(28)，即主要在道德视域下集中反思斯巴达的衰败。色诺芬先前曾通过《斯巴达政制》与《阿格西劳斯王》(古希腊散文史上第一篇颂词作品)，强调僭主体制下王者雄才伟略为斯巴达带来稳定与繁荣。然而在成熟的《希腊史》中，有关论载明显具有深层的批判性质：希腊动乱部分是因斯巴达霸权主义引致众叛亲离，并以承担主要责任的阿格西劳斯为“解释斯巴达霸权野心滋生而腐化堕落的普遍规律”(29)。显而易见，色诺芬开始自觉而深入地反思“大人物”的实际影响。而且与苏、修相比，他的主张具有浓厚的折中意向：既然人性瑕疵而世事无常，不满当时甚嚣尘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包括公民的无政府倾向、野心家的独裁嗜好)；同时认为通过理性的自控节制，领袖能够为城邦发展提供正确导向。与此内在一致，色诺芬鼓吹智慧美德型的君王典范——如卷七插叙有关塞萨利僭主亚森的人物评价，表明个人功败垂成与德行举止互为表里。不仅如此，与领袖有关的细枝末节性史事也成为载录的重要内容。倘若将《希腊史》与《长征记》(美化本人远征小亚的军事回忆录)、《居鲁士的教育》(美化德才兼备的专制统治而反对柏拉图“哲王”主张)、《希洛传》(评判西西里僭主体制)等结合而论(30)，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古希腊史学流变始于色诺芬，《希腊史》则为希腊化伊始的史学编撰预设了过渡性伏笔。 现在的问题是，波利比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古希腊史学中的这一流变?倘若查究波氏有关特奥旁普斯著述实践的史学评论，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毋庸置疑，《腓力史》实为以人物史为中心的“希腊史”。而且追根溯源，先前创作的《希腊史》似乎也已兼有强烈的“人物史”色彩。关于从《希腊史》向《腓力史》的递嬗，如下论断不难明示： 没有人能够赞同这位史家的整体计划。致力于撰述始从修昔底德中断的希腊史，恰是临近留克特拉战役和希腊史最为摇曳多姿的时代……改变计划而决意载录腓力史。确信与将希腊史包含在腓力史内相比，若将腓力业绩涵括于希腊史更为庄重、合理。因为即使沉迷于王室事务之人若有能力并发现适当机会，本会毫不犹豫地将著述主体与标题转向希腊；没有既已开始希腊史写作且有所斩获的心智正常之人，将会以此交换夸大其词的国王传记。究竟是什么致使特奥旁普斯忽略了如此昭然若揭的矛盾所在，除非他无意写好希腊史(31)。 显而易见，波利比阿严重误读了特氏撰史的时代背景及其蕴含的现实指向。须知，“从腓力二世开始，马其顿就成为希腊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激情的主题”(32)。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竟也同样体现了浓厚的“人物史”意向。试想，遭逢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波氏岂能熟视无睹于“大人物”事业的芬芳?突出体现在，《历史》中的原因解释采用了两条并行不悖抑或折中性质的逻辑进路：一是继续强调政体优劣说明了希腊、罗马与迦太基三方势力的兴衰沉浮，二是毫不隐讳“大人物”无足轻重的历史影响。就其“人物史”内涵而言，我们认为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标题表明特定章节往往是以人物为中心载论史事，如关于布匿战争、三个希腊化王国(特别是希腊本土)事务等。其二，大量涉及逸闻趣事、心性品质且强调对当事人得失成败的道德评判，如论载亚拉图斯、希罗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汉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门、阿迦托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哈米尔卡等“大人物”(33)。相比之下，这一点在论载马其顿王者腓力五世的事迹中体现得特别典型。在此不妨摘引两则，以资明鉴： 他的心性彻底逆转且明显堕落……鉴于显赫地位和卓越才智，这位王者身兼的正邪动力引人注目，并在整个希腊广为人知；他的正邪动力的实际后果对比鲜明。 较之腓力，没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为一名好或坏的统治者更多的禀赋素养……我不像其他著述家们……而是……向读者表达我有关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场观点(34)。 倘若素以理性著称的波氏尚且深陷其中，或从侧面表明是时“人物史”著述意向的现实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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