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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余论 以上所论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发展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论题，亟待进一步探讨。 就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来看，一方面，既然修昔底德传统在经历古典末期短暂的回光返照后旋即湮没无闻，那么希罗多德的文化史范型是否并且如何“大放异彩”；另一方面，既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的著述不同程度上含有修辞学特征，那么早期希腊化时代与之更多的本质性差异何在。若是早期希腊化历史书写承上启下，一方面，古典希腊史学向希腊化时代转进过程中，色诺芬史学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既然以修氏传人自居的他某种意义上即已彰显了希腊史学严肃传统的衰落；另一方面，罗马史学萌发阶段的“希腊元素”如何可能——不仅对它影响直接的是早期希腊化史学，且希、修等人遗产同样由此薪火相传。如就早期希腊化史家来看，一方面因著述大多散佚，无从详尽得知诸家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历史编撰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他们的史学遗产在遭到波氏批判否定且罗马社会历史巨变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对以后罗马时代史学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其中余脉延展而至古典文明崩溃前夜。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中期正式肇始的古希腊史学传统与拉丁民族史学融汇合流过程中，波利比阿的撰述实践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此以后，罗马历史逐渐成为希腊史家编撰的对象。 即使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书写内部，同样也存在许多差异。如就时间层面来看，紧邻色诺芬之后马其顿崛起背景下(主要是亚历山大帝时代)的写作实践与提麦乌斯时代及至波利比阿时代，三者前后相续的阶段性差异具体怎样。如就地域层面而言，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学阵地开始从本土转移、扩大至西部希腊(西西里史学派竟成主流范式的集大成者)。其间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却是，北非、西亚等新兴的希腊化重地(尽管亚历山大里亚已然取代雅典而风头强劲)史学撰述仍旧步履蹒跚，很难与传统意义上的希腊世界比肩媲美。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当地的历史写作竟也深刻打上了希腊化时代的烙印。如曼涅托坚决拒斥希氏《历史》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相关论载，另撰希腊语《埃及史》。同时期巴比伦祭司伯鲁苏斯(Berossus)则通过希腊语《巴比伦史》，彰显悠久灿烂的西亚文明。更为关键的是，就早期希腊化时代撰史领域中一系列深刻流变自身而言：一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之视为古希腊史学传统的式微，乃至预示着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转型及其发展趋向；另一方面，假设生成背景、目的旨趣、编撰方法、叙事表达等皆与希腊化时代历史变革紧密相关，能否另在史学以外的某些文化境况中宏阔地给以观照?再则，倘若仅以希腊化史家现存零星断章立论，多大程度上能够断言古希腊史学历经了重大流变(如主要关注于“道德论题”而对历史真实不以为意等，残篇表明部分史家曾耗费大量心血开展调研工作)。相关的是，倘若单凭波利比阿明显存在偏见的史评立论，是否难免以偏概全之嫌?何况，早期希腊化史学还构成了波氏撰史的直接背景(如承袭和借鉴提麦乌斯史学遗产)(104)。 另需强调指出的是，本文研讨中所面临的诸多重点、难点，往往皆不同程度上涉及抑或兼具本体论、方法论的性质。突出表现为，如何才能进一步简化、凝炼时空范围，以期凭借更为集中而深入的探究，揭示史学文化与社会存在间的互动关联；如何才能在宏阔而悠远的时空背景下，明晰界定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内涵与外延，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主要由于笔者学识愚陋，加之文献匮乏、超出考察范围，兹不赘述。 附记：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发表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②波利比阿：《历史》[W.R.Paton trans.,The Histories(Loeb Classical Library)]，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22年版。以下引文皆由笔者据此译出，并随文标注原始卷章码。 ③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8、25、7章。 ④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⑤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1页。 ⑥安戈洛斯·查尼奥蒂斯：《希腊化世界中的战争：社会与文化史》(Angelos Chaniotis,Wa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⑦波利比阿：《历史》，第29卷，第12章。 ⑧⑨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9、10章。 ⑩关于远征中诸位史家撰述实践的大致情形，参阅保罗·庇德希：《亚历山大帝史传：卡利斯提尼、昂西克里图斯、尼尔卡斯、托勒密、亚里士多布斯》(Paul Pédech,Historiens compagnons d'Alexandre:Callistène,Onésicrite,Néarque,Ptolémée,Aristobule)，巴黎：经典出版社1984年版。 (11)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3章。关于提麦乌斯撰史主题的更多详情，参阅莱昂内尔·皮尔森：《西部希腊历史学家：提迈乌斯与其前辈》(Lionel Pearson,The Greek Historians of the West:Timaeus and His Predecessors)，亚特兰大：士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章：狄奥尼修斯，第8章：泰莫利昂、阿伽托克勒斯、庇鲁士；特鲁斯戴尔·S.布罗恩：《陶洛米尼姆人提麦乌斯》(Truesdell S.Brown,Timaeus of Tauromenium)，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章：当代(从公元前409—前408年间迦太基人侵袭西西里至阿伽托克勒斯离世)。 (12)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13)有论者强调希、修等人撰史“首要意在载录成功事迹”；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更专注于双方战略失误及天灾人祸等负面题材，以阐发重大战事的政治伦理意蕴。参阅戈登·S.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的历史与记忆》(Gordon 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等：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14)相关研究成果，参阅弗吉尼亚·J.芬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过往与塑造》(Virginia J.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弗朗西斯·博纳尔：《鉴往：4世纪散文中历史的道德功用》(Frances Pownall,Lessons from the Past:The Moral Use of History in Fourth-Century Prose)，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该书主要是以色诺芬等人为例而展开讨论。 (16)波利比阿：《历史》，第15卷，第34章。 (17)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9、11章。关于特奥旁普斯论述腓力王的复杂详情，参阅戈登·施林普顿：“特奥旁普斯《腓力史》中的腓力”(Gordon Shrimpton,“Theopompus' Treatment of Philip in the ‘Philippica’”)，《菲尼克斯》(Phoenix)第31卷第2期(1977年夏季号)，第123～144页。 (18)关于《亚历山大的教育》叙事意旨、题材的更多详情，参阅特鲁斯戴尔·S.布罗恩：《昂西克里图斯：希腊化时代史学研究》(Truesdell S.Brown,Onesicritus:A Study in Hellenistic Historiography)，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19)关于特奥旁普斯影响希腊化早期史家的具体详情，参阅米歇尔·阿迪亚赫·弗洛尔：《开俄斯人特奥旁普斯：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与修辞》(Michael Attyah Flower,Theopompus of Chios:History and Rhetoric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8页。 (20)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15、24章。 (21)如亚里士多德等人倡导以“生平或生活方式”为中心的传记写作，参阅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卷第8章、第二卷前17章等相关论述。又如亚氏门徒、逍遥派先锋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1—前287年)擅长伦理学、历史研究，并开创了西方“性格描写”的先河，代表作《典范人物志》(On Moral Characters)深入细致地描绘了30种基于准确观察而来的道德品性图像，详情参阅雷立柏主编：《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一》，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三篇之“泰奥弗拉斯托斯：《品格论》(041)”。 (22)波利比阿：《历史》，第15卷，第36章。 (23)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政治理论”(R.I.温顿等撰，张强译)，第38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7页。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9、487页。 (25)比较参阅H.D.韦斯特莱克：《修昔底德笔下的个人》(H.D.Westlake,Individuals in Thucydides)，剑桥等：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斯蒂芬·福德：《野心勃勃：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得与帝权政治》(Steven Forde,The Ambition to Rule: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伊萨卡等：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探讨了修昔底德史著中的“个体力量”，后者强调此在有关亚西比得等主要人物的论载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26)参阅彼得·J.弗里斯：《修昔底德两面性》(Peter J.Fliess,Thucydides of Bipolarit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7页(“引论”)。其间，论者据此意在“系统展示希腊城邦之间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一如当时史著中所含”。 (27)文中相关引论依据1979年企鹅古典丛书版本[Xenophon,A History of My Times(Hellenica),trans.by Rex Warner]。 (28)参阅J.蒂勒里：《色诺芬与其所在时代的历史》(J.Dillery,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第8章：《希腊史》卷5与斯巴达人的罪行，伦敦等：劳特利奇出版社1995年版。 (29)J.蒂勒里：《色诺芬与其所在时代的历史》，第6页。 (30)参阅威廉·爱德华·希金斯：《雅典人色诺芬：个人问题与城邦社会》(William Edward Higgins,Xenophon the Athenian:The Proble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of the Polis)，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1977年版，第7页(“引论”)。是书通过文本解读将色诺芬全部作品(oeuvre)视为有机整体，进而主要探究著者有关“个体与城邦关系的思考”，并且强调其作为主导思想“统一了他所有不同领域的写作活动”。 (31)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11章。 (32)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著，陈恒等译：《希腊化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33)参阅波利比阿：《历史》，第3卷，第10章；第6卷，第7～8章；第8卷，第10章；第9卷，第22～23章；第10卷，第2、21章；第15卷，第35～36章。 (34)波利比阿：《历史》，第6卷，第11章；第10卷，第26章。 (35)参阅库特·冯·弗里茨：《希腊史学(卷1：肇始至修昔底德)》[Kurt Von Fritz,Die 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Band 1:Von den Anfngen bis Thukydides)]，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1967年版。是书指出希罗多德之前的地理学研究对古希腊史学滥觞，以及广泛游历对他逐步成为一名伟大史家等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影响。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页。 (37)参阅罗莎琳德·托马斯：《古典时代雅典的口述传统与书写纪录》(Rosalind Thomas,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96、198页；罗莎琳德·托马斯：《古希腊的读写与口述》(Rosalind Thomas,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4、9、139～140页。 (38)N.卢拉吉编：《希罗多德时代历史学家的技艺》(N.Luraghi eds.,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是书以希罗多德为主探讨古希腊史学滥觞的历史背景，包括史家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学背景，口传、书面材料的融合及其影响，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背景下书写者的知识结构等。 (39)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第48页。 (4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页。参阅戈登·S.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的历史与记忆》，第46、128～129、190～198页，“附录2”(Appendix 2)。 (41)参阅道格·克里：《口述化的色诺芬》，引自伊恩·沃辛顿编：《语音到文本：古希腊口述与读写》(Doug Kelly,“Oral Xenophon”,in Ian Worthington eds.,Voice into Text:Orality and Literacy in Ancient Greece)，莱顿：E.J.布里尔出版社1996年版，第9章，第149～163页。 (42)参阅鲁道夫·布鲁姆：《卡利马库斯：亚历山大里亚大帝图书馆与书目文献学起源》[Rudolf Blum,Kallimachos: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trans.by Hansh Wellisc)]，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239页。是书以之为例，强调《希腊图书总目要览》(Pinakes)标志着“希腊民族文献学”的正式源起。 (43)波利比阿：《历史》，第10卷，第47章。 (44)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以下、28章。 (45)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3、28章。关于提氏可能熟知的希腊史家及著述，参阅莱昂内尔·皮尔森：《西部希腊历史学家：提迈乌斯与其前辈》，“1引论：最初的西部历史学家”，第1～18页；“2：菲利斯图人等”，第19～36页(Ⅰ.Introduction:The Earliest Western Historians; Ⅱ.Philistus and Some Others)。 (46)(47)(48)(49)(50)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c、26d，25g、25h、28a，6、25d、3、4c，4c、27、28a，12b、26e、25e章。 (51)参阅威廉·V.哈里斯：《古代读写》，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William V.Harris,Ancient Literacy)，“第1章：希腊、罗马人的读写水平”(Chapter 1:Levels of Greek and Roman Literacy)，“第2章：希腊—罗马世界读写的功能”(Chapter 2:The Functions of Lite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以当时书面文献记录为例得出结论认为：古希腊最多10％、罗马不足15％的人口真正识文断字；究其原因，在于书写材料造价高昂，缺少系统完善的学校教育，掌握书写的经济动因，口述传统对广大民众的持续性影响等。 (52)参阅芬利：《希腊的遗产》，“第八章，教育与修辞”(H.-I.马鲁撰，唐均译)，第208、214～215页。 (53)塔基斯·波拉库斯：《为城邦疾呼：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教育》(Takis Poulakos,Speaking for the Polis:Isocrates' Rhetorical Education)，哥伦比亚：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5页。 (54)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第2页。 (55)参阅托马斯·库勒：《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Thomas Cole,The Origins of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巴尔的摩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引论”第9、10、12页。 (56)关于希罗多德笔下演说词构撰的更多详情，参阅帕沃·霍蒂：《希罗多德史著中的言行互动》(Paavo Hohti,The Interrelation of Speech and Action in the Histories of Herodotus)，赫尔辛基：芬兰社科出版社1976年版；J.M.范·欧普霍伊森、彼得·斯托克：《语言释读：希罗多德第7卷第5与8～18章中的战争演说》(J.M.Van Ophuijsen and Peter Stork，Linguistics into Interpretation:Speeches of War in Herodotus VII 5 & 8～18)，莱顿等：E.J.布里尔出版社1999年版。 (5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9～20页。 (58)参阅H.F.哈丁编：《修昔底德演说》(H.F.Harding eds.,The Speeches of Thucydides)，劳伦斯：科罗纳多出版社1973年版；马尔茨·科根：《人事：修昔底德史著的演说与原则》(Marc Cogan,The Human Thing:The Speeches and Principles of Thucydides'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前者强调修氏撰史主题是人性、权力、战争及其运行机制，所有精华集中展现于全书140篇演说词中；后者将书中全部演说分为两大部分(“出现于事件发生前夕”和“由演说建构的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阐释”)，强调其有助于辨明“这部史著撰述的原则”(“引论”，第9页)。 (59)西塞罗：《论演说家》，第404页，引自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比较参阅同卷，第414～415页。 (60)W.P.亨利：《希腊历史写作：基于色诺芬<希腊史>的史学考察》(W.P.Henry,Greek Historical Writing: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芝加哥：阿戈尔公司1967年版，第193页。 (61)维维恩·格雷：《色诺芬<希腊史>的特质》(Vivienne Gray,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伦敦：杜克沃斯出版社1989年版，“引论”第9页，比较参阅正文76、141页等。 (62)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卷，第404、405页。 (63)波利比阿：《历史》，第31卷，第3章；第32卷，第2～3章。 (64)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a、25i、25k、26d章。 (65)参阅埃莉诺·蒂姬：《希腊演说体制：从希罗多德到琉善》(Eleanor Dickey,Greek Forms of Address:From Herodotus to Lucian)，牛津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重点是以公元前450年—公元前200年间(雅典为主)25位知名人士的作品为例，旨在尝试根据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视角梳理古希腊文学中的演说体系：“通过揭橥希腊史上特定演说的内涵以助文学阐释，解读希腊的社会结构，基于现代语言考察其社会语言学命题。”(第247页)并认为后代作家倾向于沿袭、借鉴古典时代即已大体定型的演说形制(第251页)。 (66)关于提麦乌斯撰史中演说词构撰的更多详情，参阅莱昂纳尔·皮尔森：“提迈乌斯史著中的演说”(Lionel Pearson,“The Speeches in Timaeus' History”)，《美国语文学报》(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107卷第3期(1986年秋季号)，第350～368页。 (67)波利比阿：《历史》，第36卷，第1章。关于《历史》中演说词构撰详情，参阅第3卷，第63～64、109～111章；第5卷，第104章；第9卷，第28～39章；第10卷，第25章；第11卷，第4～6、28～29章；第15卷，第6～8、10～11、18～19章等相关论载。 (68)参阅约希亚·欧伯：《民主时代雅典的群氓与精英：修辞、意识形态与民众权能》(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哈维·尤尼斯：《驯养民主：古典时代雅典政治修辞范式》(Harvey Yunis,Taming Democracy: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伊萨卡等：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者通过考察雅典雄辩术、意识形态与公民职权的复杂关联，旨在“展示一种民主政治文化如何形成，及其如何通过……演说(尤其是公开雄辩)自我维系”(“引论”，第14页)；类似地，后者则以修昔底德等雅典政治思想家为例，旨在探讨他们“如何理解修辞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布道手段”(“引论”，第11页)。 (69)波利比阿：《历史》，第2卷，第56章。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通过探讨所谓“悲剧史学”(tragic historiography)，强调赋予史著“悲剧”特征(如故事情节曲折、命运突变等)是古代史家(如Duris of Samos)蓄意为之(第124～134页)。 (70)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6c章。 (71)(72)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11、12，4a章。 (73)(76)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942、941，941页。 (74)关于希腊化之初接受修氏的详情，参阅西蒙·霍恩布罗尔：“公元前4世纪与希腊化时代关于修昔底德的容受”(Simon Hornblower,“The Fourth-Century and Hellenistic Reception of Thucydides”)，《希腊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15卷(1995年)，第47～68页。 (75)参阅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二卷，13，第404页。 (77)参阅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等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一卷，第一章，第1～2节。 (78)参阅托马斯·库勒：《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第7章：修辞学与散文。 (79)参阅肯尼斯·多弗：《希腊散文的流变》(Kenneth Dover,The Evolution of Greek Prose Style)，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97年版：论者强调希腊散文叙事古风时代发端，公元前4世纪成熟完善。另外，比较参阅萨拉·里尔雅：《早期希腊散文体式》(Saara Lilja,On the Style of the Earliest Greek Prose)，赫尔辛基：芬兰学术出版社1968年版。 (80)维维恩·格雷：《色诺芬<希腊史>的特质》，第183、185页，比较参阅第97、138页等。 (81)波利比阿：《历史》，第29卷，第12章。 (82)参阅E.M.索利斯：《色诺芬与修昔底德：特别参照修昔底德影响语境下<希腊史>中色诺芬史学方法研究》(E.M.Soulis,Xenophon and Thucydides: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s of Xenophon in the Hellen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迪斯：雅典出版社1972年版。是书认为色诺芬尽管深受修氏影响，但“虚伪”并且缺乏作为历史家的基本素养，特别是对现实政治的肤浅解读。而在我们看来，误读本身或许映射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危机背景下政治史的衰变。 (8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9页。 (84)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g、28章。 (85)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6d章。 (86)波利比阿：《历史》，第9卷，第1章。 (87)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理念》(Binyamin Shimron,Politics 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弗朗茨·施坦纳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是书通过探讨“希罗多德的政治性理解与思维的范围、素质”，强调其欠缺相关领域的历史分析能力。 (88)关于罗马扩张背景下(即希腊化时代中后期)曾经“先进的”希腊文明落败及与其随之而来的民族认同危机，参阅彼得·格林：《从亚历山大到雅克兴：希腊化时代历史演变》(Peter Green,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A.W.布洛赫编：《图像与意识：希腊化世界的自我定义》(A.W.Bulloch eds.,Images and Ideologies:Self-Definition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页。 (90)事实上，修昔底德对罗马民族史学的影响也主要是在修辞层面。有鉴于此，A.J.伍德曼《古典史学中的修辞：四题》以修昔底德、西塞罗、萨鲁斯特与李维、塔西佗为例研究古典史学修辞问题，指出他们深受修氏影响。另外，比较参阅托马斯·弗朗西斯·斯卡尼昂：《修昔底德对萨鲁斯特的影响》(Thomas Francis Scanion,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 on Sallust)，海德堡：卡尔文出版社1980年版。 (91)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195页。或许绝非偶然，与普氏同代的罗马史家塔西佗在其政治色彩浓烈的正统史著中表达了类似主张。鉴于此，诚如塔氏挚友小普林尼指出的：当下史学旨在谋求“对任何喜欢聊天和逸闻趣事的人都有吸引力”[参阅《书信集》(William Melmoth trans.,Letters)，纽约：麦克莱伦出版公司1915年版，5.8.]。 (92)关于普鲁塔克与前代希腊同仁历史写作的紧密关联，参阅P.A.斯塔德特编：《普鲁塔克与史学传统》(P.A.Stadter eds.,Plutarch an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伦敦等：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版。 (93)参阅安德鲁·F.斯特瓦特：《权能面相：亚历山大肖像与希腊化时代政治》(Andrew F.Stewart,Faces of Power:Alexander's Image and Hellenistic Politics)，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相关论述，主要借鉴了是书的研究成果。关于亚历山大传记史写作其他详情，亦可参阅C.布拉德福德·威尔斯：《亚历山大与希腊化世界》(C.Bradford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多伦多：A.M.哈克特出版社1970年版；A.B.博斯沃斯：《亚历山大传奇：继业者治下的政治、战争与宣传》(A.B.Bosworth,The Legacy of Alexander:Politics,Warfare and Propaganda under the Successor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514页。 (95)关于希氏史料采撰及其辨伪考证的具体详情，参阅德勒特弗·费林：《希罗多德与其“材料”：引用、虚构与叙述艺术》(Detlev 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trans.by J.G.Howie)，利兹：弗朗西斯·凯恩斯出版社1989年版。 (96)德国著名古典学家雅克布曾以雅典阿提卡地方志史家为例(特别是族谱学研究)展开论述，参阅菲利克斯·雅克布：《阿提卡：古雅典地方志》(Felix Jacoby,Atthis: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纽约：亚诺出版社1973年版。 (97)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12章。 (98)维维恩·格雷：《色诺芬<希腊史>的特质》，第184页。 (99)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9～11章；第12卷，第15章。 (100)波利比阿：《历史》，第1卷，第14～15章。 (101)参阅A.J.伍德曼：《古典史学中的修辞：四题》，第213页；库特·冯·弗里茨：《希腊史学(卷1：肇始至修昔底德)》，第67页。 (102)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42页。 (103)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等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104)参阅波利比阿：《历史》，第11卷，第5章；第39卷，第8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