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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事表达：从如实直书到偏重审美 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学派掀起深入广泛的知识运动，进而确立了全盛时代古典希腊文明两种主要的文化领域(修辞学与哲学)，继起的伊索克拉底与柏拉图则分别是互相竞争的领军人物。然而，哲学从来主要属意于少数精英人士，“希腊文化在其最高水平上所采取的标准形式是修辞学，是演讲的艺术，也是写作的艺术”(52)。较之柏拉图等相对浓烈的“哲学意味”，伊索克拉底坚持认为演说术作为修辞学的核心必须关注现实重大政治问题。诚如论者所言，“修辞学传统中伊索克拉底引发的首要变革是赋予了修辞艺术一种清晰的政治意向”(即雄辩“等同于为城邦呐喊”)(53)。基于是，西方史学近代真正专业化前与修辞学关联紧密。究其原因，一方面，“古人或将认同历史并非一门科学”，很大程度上而是修辞学的分支(54)；另一方面，最为关紧的或许在于，史学与修辞同样侧重政治主题(如为增强说服力，伊索克拉底演说词中经常列举历史实例)。事实上，抽离了政治背景根本无法理解希腊修辞学的本质特征。 修辞学作为“演讲或书写者自觉的媒介操控，目的是尽量确保其主题思想能为特定受众欣然接受”(55)，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史诗、戏剧、哲学等诸多领域，但在历史书写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就城邦时代希腊史家的相关实践来看，一方面，作为说服的艺术仍主要围绕演说术展开，且正是着意于如何明确有效地传达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构撰演说词的直接用意，是帮助说明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当事人的行为动机，而“真实性”则是史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希罗多德《历史》中载有大量演说性材料，却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希腊史学奠立阶段的稚嫩性(尚未形成自觉的修辞学概念)。典型实例是波斯人有关民主、寡头和君主政体优劣的对话，明显属于爱奥尼亚时政评论家杜撰的故事讲说(56)。修昔底德作为训练有素的修辞学家(曾遍访多位名师大家研读修辞技艺)，正值希腊讲究文体风格盛行期间。故此文法修辞遍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通篇，尤其是占据全书四分之一容量的百余篇演说词。之后，大量插叙演说词成为西方古典史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鉴于当时希腊书面文献不足且演说术盛行，修昔底德笔下演说词除少量引用原文外，大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自行代写：“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57)。修昔底德以演说词构撰为核心内容的修辞实践，首先主要意在向颓废昏乱时代宣示希腊世界惨不忍睹的政治现实(58)。如此说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艺术审美取向虽客观存在，但并未过分遭受修辞学的影响。相反，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天赋、历史真实与文字表达的完美统一。诚如罗马最伟大的散文家、演说家、修辞学家西塞罗盛赞所论，“无法说出他的文章到底是从风格中得到启示后的叙述，还是从思想中得到的措辞”(59)。 城邦体制危机四伏背景下的古典时代后期，修辞学在撰史领域的渗透尤为突出，甚或本末倒置地将构撰演说词等视作展现书写者文采、学识的绝佳途径。典型例证是色诺芬《希腊史》中演说术沦为虚言溢美，《长征记》等则矫揉造作，表明当时“历史书写乃是一种文学形式……当一位艺术家有感于时代风气而直抒胸臆，史书就是文学”(60)。以色诺芬著史实践为标志性过渡，晚期希腊古典史学在虚构成分显著提升的基础上，政治写实意向弱化，而艺术审美情趣凸现。就《希腊史》来看，善于根据长短不一的词句构建不同的叙事氛围，特别是通过诗意的修辞性语言形象生动地描绘戏剧化场景。诚如论者所言，“色诺芬用一以贯之的史学思维构撰这部著作”，而探究其“文学特征”对于认识“作为史著的《希腊史》”意义重大(61)。相形之下，希腊修辞学的继承者们更是不遗余力强调历史书写的文艺价值。如特奥旁普斯等在“伊索克拉底的建议下撰写历史”并生成了“修辞史学”(Isocratean school of rhetorical history)，亚里士多德高足兼亚历山大密友卡利斯提尼等同样“在方法上接近修辞学”(62)。事实上，他们的撰述实践集中昭示了公元前4世纪初史学与修辞日益显现的蜜月关系。 至亚历山大帝以后的希腊化时代，修辞学于撰史领域寻获了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和发展空间。波利比阿由是认为书斋型知识精英不仅误读历史(缺乏实地调勘和亲身探访)，还有意进一步粉饰真相(舞文弄墨而以辞害意)。或许正因如此，《历史》对身为“修辞史学之父”的伊索克拉底大加讥刺(63)。以其针对“提麦乌斯及追随者们”著述实践的相关史评为例： 为了说服乐于推崇他的人，我必须论及他构撰演说的基本原则：如公共集会的声情并茂、针对士兵的慷慨激昂、外交使节的侃侃而谈……他并非记录了当事人具体言论及其实际意思，而是随心所愿地依据可能性言论予以虚构。他描述的演讲及其相关史事，正像修辞学校中人针对某一拟定主题高谈阔论，虽则卖弄了演说技能，但实际上不知所云。 提麦乌斯笔下大量政治的、劝诫的、外交的演说辞令…… 为了证明我针对提麦乌斯的指控……我还应从他构撰的演说词中摘要部分内容……从中表明提麦乌斯不仅疏于政治实务，甚至还未达到修辞学校的演说水平…… 提麦乌斯及其追随者们正是在类似情形下观望历史研究(64)。 上述材料表明早期希腊化时代演说词与历史书写仍旧浑然一体，意在以此展现史家修辞才艺并赋予叙事以价值、意义，且演说所涉内容也基本不变。但与色诺芬等前辈相比，其间文学虚构成分进一步增强(65)。鉴于古人主要关注演说词是否符合所论人事具体情境氛围，波利比阿甚至根本不承认希腊化史家著述实践中的历史研究特征，而倾向于将提氏《西西里史》等更多称为“修辞作品或修辞性演说词作品”(66)。相反，为了确保历史写作的真实可信，抑或是强烈反感希腊化早期史学而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中很少明确涉及演说词。诚如斯言： 为什么我并未展现天赋并继绝大多数史家时尚之后尘而报道演说词……从本书不同段章所引政治家的演说及其著述不难看出，我并非反对这一惯常做法，但动辄随意而为显然有悖于我的理念……抑或它是史家愚弄读者、炫耀学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67)。 随着西部希腊僭主体制与东方希腊化王国君主统治的巩固确立，希腊演说术得以发达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传统难以为继。须知雄辩家皆出自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雅典，并且是民主政治行将崩溃、党派斗争激烈背景下的雅典(公元前420年至公元前320年间)(68)。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编撰中典型的修辞学特征进而还体现在：除演说词构撰外，开辟和扩大了许多新的叙事领域——特别是有关事件场景描绘、人物心性刻画等活灵活现的细节性载录。关于这一点，雅典史家弗拉库斯(Phylarchus，生卒年不详)颇有雄辩家慷慨激昂气势的28卷本代表作《希腊史》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为了“真实”展现阿卡亚盟军洗劫曼提尼亚的残暴野蛮而博得全希腊的同情与愤慨等。如此撰史，自然遭到波利比阿的强烈抨击： 他告知我们，曼提尼亚人败降之时惊恐万状，阿卡狄亚最古老、伟大的城市祸从天降，全希腊人不禁惊骇震撼而潸然泪下。为了急切激起读者的怜悯与关注，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图景：苦命相依的女人们披头散发、袒胸露乳，扶老携幼的夫妇们因将为奴而悲痛欲绝。他所勾画的诸如此类物事遍及史著，竭力要将惊悚恐怖栩栩如生地呈现世人眼前(69)。 在波利比阿看来，真正的鲜明生动源于撰史者的亲身体验，绝非单凭表达实现。相反，文法修辞“除了损害真实而一无是处”。故此，他坚决拒斥早期希腊化史家笔下盛行的相关特性： 鉴于太过沉溺于似是而非的诡辩，如此而为的后果是……即将陷入学院派辩论中将自己培养成动辄“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人的恶习……他们从来不曾给出哪怕一丝一毫有益于学子的道德、政治论题，而是徒劳无益地将生命耗于构撰似是而非的诡辩之中(70)。 波利比阿的指责言词苛责，那么，优秀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家是否关注历史真实与文艺美感的统一?如《西西里史》卷6“引言”中，提麦乌斯试图剖析修辞写作与史学编撰的不同之处： 提麦乌斯强调史学最恶劣的缺陷是谎言。 就历史作品而论，倘若它们在风格、论述以及其他层面存有瑕疵但却依然谋求探明真相，或可称作“文体史著”，而一旦它们远离客观史事则不再匹配“史学”这一称号(71)。 表面看来，提麦乌斯似乎明确意识到历史书写与修辞著述的本质差别。而且正是意欲谋求鱼和熊掌兼得，“生性偏爱吹毛求疵他人”的提麦乌斯具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嗜好(72)。突出体现在，“有很高的品味，所以他要修正菲利斯都斯(即费力图斯——引者注)在内容方面的错误，责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笔竟然不够流畅通顺”。进而，他期待《西西里史》“无论是写作的风格或艺术的素养，能够超过修昔底德的标准，同时想要使得菲利斯都斯的作品在对比之下，内容琐碎繁杂像一个刚出道的新手”(73)。但在波利比阿看来，提氏显然并未真正做到言行合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撰史领域强烈的修辞学特征究竟何以发生? 古希腊史学在经历长期的发展之后(主要是以政治军事史为核心题材的写作范型确立)，历史编撰中诸如文体风格、语言表达等叙事层面论题，越来越多地开始受到史家的重视。突出体现在，当时的史学批评不约而同地围绕修辞问题展开——相比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讥刺前人创作，大多侧重题材内容和史料采撰等。事实上，西方古典史家有关史学理论的阐述主要出现在修辞学著作中：批评往往专注于他人的文体风格，至于撰史中其他许多基本问题则少有问津。耐人寻味的是，修昔底德作为古希腊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家，在希腊化时代却普遍受到冷遇(74)——许多史家深爱华美丰赡的修辞风格，对其凝重晦涩退避三舍。即使是各求所需的追随者(如特奥旁普斯、提麦乌斯、弗拉库斯、杜里斯等)，同样热衷于模仿他的文体风格(75)。与希腊化初期诸家及西塞罗、狄奥尼修斯等一脉相承，普鲁塔克的下列论断或许别有深意： 本人请求读者无论如何不要把我写的传记，拿来与修昔底德的大作相比，我们知道修昔底德的著作充满怜悯之情，叙述极其生动，谈吐激昂慷慨，将作者内心的感受发挥得淋漓尽致，独特的笔法和简洁的措辞让人无从模仿和效法。 不管怎么说，我有自知之明，不像泰密乌斯(即提麦乌斯——引者注)那样愚蠢(76)。 进而言之，修昔底德叙事的遗风甚或延展至中古(如拜占庭帝国时代普洛科皮乌斯)(77)：表明他具有高超的叙事功力并讲究遣词造句，更折射出希腊化时代以降撰史中修辞元素越发突显和重要。特别是他们的批判性反思，标识史学与修辞关联日益紧密且已上升至系统的理论高度。反观公元前4世纪前的希腊世界，当时文艺创作领域中内容与文体的关系问题尚不明朗(78)。 在上述意义上，运用修辞技巧润饰史著，当是与希腊化早期相关变革密不可分。如就“从书籍到书籍”的史学方法而言，客观上允许乃至要求对枯燥生硬的文献材料进行“必要的”再加工。与此同时，作为古希腊散文叙事体规范发展的产物(79)，逐渐趋于成熟完善的修辞艺术则为感性地戏剧化处理历史人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语言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修辞学对实现撰史目的不可或缺。实际上，这些早在色诺芬史学实践中即已表露明显。有论者曾以《希腊史》中大量演说词构撰为例强调认为，它们“遵循了一种确证色诺芬自己作者身份的通用的发展程式”(80)。但在我们看来，其中更深层次的史学意义或许在于：在以“人物史”为中心且重视撰史道德旨趣的史学背景下，高超的修辞技法(如绘声绘色的事件场景与故事情节描绘、鲜活生动的人物心性刻画)，不仅渲染、强化了英雄个人的历史影响，也是阐发道德评判的内在需要。典型实例是，他的演说词意在纪念希腊史上德性事迹(以大人物操守为主)——希、修等前辈笔下的演说词却主要是为说明事件背景或行为动机。《希腊史》还大量插叙有关领袖人物的逸闻趣事类题材，彰显出强烈的教谕目的(包括暗示优秀领导人必备素质等)。另外，流畅生动的叙事笔法还是播扬久远并影响世人的重要前提，而干瘪乏味是导致波氏《历史》部分散佚的原因之一。换言之，严厉指摘希腊化史家巧言令色且仅为愉悦、魅惑读者撰史，显然是弱化了文法修辞对西方古典史学的深重意义。事实上，置身于讲究文法修辞的社会风尚与审美趣求中，《历史》的叙事风格难免曲高和寡。对此，波氏心有戚戚焉： 当我仅是真实、质朴地描述物事，他们绝不会赞同于我。同样的评论适用于描绘战役、报道演说，以及撰史的其他部分(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