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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面貌的差异 不过仔细对比两方墓志的内容与面貌，有两个问题却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第一，如前所述，冯熙卒于太和十九年 （495）正月廿四日，冯诞卒于同年二月廿二日。而二人入葬时间据墓志可知冯诞是在五月四日，冯熙则在十二月廿六日。也就是说，虽然冯熙去世时间早于冯诞约一个月，但入葬时间却比冯诞晚了半年以上。卒葬之间相隔近一年，在中古时代也是颇为少见的。 很容易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之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冯熙与冯诞均葬于新都洛阳。冯诞跟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卒于南伐前线淮南钟离，冯熙则卒于旧都平城。似乎前者距离洛阳更近。但实际上，如墓志所见，冯诞死后，遗体运抵洛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孝文帝太和十七年 （493）以南伐名义迁都，八月十一日从平城出发，三十日到达并州 （今太原），九月廿日渡过黄河，廿二日即到达洛阳。十八年（494）十月正式迁都，改经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南下洛阳，费时也不过月余。冯熙如此之晚方才入葬洛阳，仅仅用地理因素来解释是行不通的。 第二，冯熙和冯诞父子二人身份相仿，均于太和十九年入葬洛阳。但两方墓志的面貌却有着相当的差异。冯诞墓志虽亦刻于方正青石之上，然既无志题，亦无铭辞。首先记录的是志主的卒日、官爵和姓名。这种起首方式实际上多见于北魏平城时代的墓铭、墓砖类文物，与十六国时期的丧葬文化一脉相承。其后叙述死亡和丧葬过程及哀荣，以 “五月四日壬申，葬于乾脯山之阴”结束。最后略述志主出身和经历，并以 “略诸玄志，觕铭泉堂”作结。这里的“铭”指的不是由四字韵语组成的 “铭辞”，只是 “刻写”之意。墓志全文以时间、地点、姓名、身份等具体信息的记录为主，少见文学性的表现。 对比来看，冯熙墓志已经是一派新貌。志石达72厘米见方。有独立成行的志题 “太师京兆郡开国冯武公墓志铭”，且径称 “墓志铭”，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后的内容由志序和铭辞两大部分构成。志序以 “太师京兆郡开国公，姓冯，讳熙，字晋国。冀州长乐郡信都县人”起首，铭辞以“琼光肇姬，琇业阐晋。凝冯命姓，升燕祚胤”起首，其后均遵循出身、经历、品德、死亡、埋葬、悼念这样的经典顺序，完成两套相互对应的叙述文本。以本文开头所言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任一标准来 衡量，冯熙墓志都已经是成熟的精品之作。此前所见最早的北魏墓志，是制作于太和二十年（496）十一月的南安王元桢墓志。现在，冯熙墓志将这一时间点提前了近一年的时间。 因此，本文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即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创生这一 “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可以化约为一个更为简练的问题：冯熙墓志作为一个 “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一 “历史事件”最为重要的参与者或者制造者，前文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提示。据《北史·外戚传》，正是孝文帝本人 “亲作志铭”。但这一记述与冯熙墓志一样，是带有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历史书写，需要进行深入的史料批判。剥开正史文本和墓志文本的重重包裹，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和十九年 （495）的北魏，围绕冯熙和冯诞父子的安葬问题，有三场葬礼依次展开，最终造就了今天所见的冯熙墓志，以及之后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 太和十九年五月：冯诞的洛阳葬礼 第一场葬礼之前 读者看到 “三场葬礼”可能会感到疑惑。以中古丧葬文化的常态而言，一方墓志对应一场葬礼。冯熙墓志与冯诞墓志这父子二人的两方墓志，为何会有三场葬礼之说？ 的确，冯诞墓志和冯熙墓志分别对应着太和十九年（495）五月和十二月在洛阳为他们举行的两场葬礼。这在《北史·外戚传》和两方墓志之中都有着明确的叙述。如前所述，冯熙父子葬于洛阳也是孝文帝迁都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 《北史·外戚传》的叙述，孝文帝在南征前线得知冯熙凶讯后即决定要将其葬于洛阳。冯熙妻博陵长公主先卒，早已入葬冯氏在平城的墓所。所以还要下诏 “开魏京之墓”，将公主之柩与冯熙之柩一起运往洛阳。冯熙夫妇灵柩到达洛阳东郊七里涧时，孝文帝 “服缞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 这里有些时间上的细节值得追究。太和十七年 （493）、十八年 （494）孝文帝迁都两度从平城南下，分别走山西与河北路线，到达洛阳都不过费时月余。孝文帝得知冯熙凶讯是在三月十九日，就算包括“开魏京之墓”在内的丧事筹备需要更多时间，在六月前后冯熙夫妇灵柩总该已经能够运抵洛阳。而据 《冯熙墓志》，冯熙在洛阳的实际入葬时间是十二月廿六日。这一间隔有些长得不合常理，不由让人怀疑将冯熙葬于洛阳的决定，可能发生的相当晚。换言之，将冯熙葬于洛阳的决定，可能发生的相当晚，孝文帝并不是在得知凶讯后就立刻做出这一决策的。 在关注十九年五月初的冯诞洛阳葬礼之前，我们应当了解一个重要背景：实际上有史料显示，在十九年三月冯熙死后，远在淮南前线的孝文帝与留守平城的保守势力间发生过尖锐的对立。但君臣争执的主题并非冯熙是否应该南葬洛阳，而是孝文帝本人是否应该北返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当时恒州刺史、行尚书令陆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之葬”。发出同样请求的还有宗室元老元丕。陆叡与元丕都是平城保守势力的代表，对迁都之事本来就持反对态度。他们要求孝文帝回平城参与冯熙葬礼，自然也含有阻挠新都建设甚至更为危险的用意。故孝文帝坚持不回平城，并专门下诏曰： 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 当时陆叡为行尚书令。从“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的措辞来看，当时上表要求孝文帝北返亲临冯熙葬礼的官员为数不少，对孝文帝构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而孝文帝对他们进行处罚只是表明迁都决心的一种姿态，实际上仍以安抚为主。陆叡和元丕随后都官复原职并有所升迁。 如此可以设想，若当时就宣布要将冯熙迁葬洛阳的话，必定会引起元丕、陆叡诸人更为强烈的反对。因为此事对平城保守势力的冲击，是远远大于孝文帝是否亲临平城参与冯熙葬礼的。现在既然孝文帝不回平城参加葬礼就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说明当时应无将冯熙夫妇灵柩南迁洛阳入葬的公开计划。元丕等人坚持要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葬礼，正是以冯熙葬于平城为前提的。冯熙的平城葬礼，与冯诞的洛阳葬礼及后来冯熙的洛阳葬礼一起，构成了本文所述的 “三场葬礼”。 入葬洛阳的第一人 在冯熙父子之后，太和十九年 （495）五月一日，广川王元谐亦卒于洛阳。其后孝文帝与群臣讨论相关葬仪。其中有一项议题即是 “广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新尊”指广川王元谐， “卑旧”指广川王妃。这里涉及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一，死于新都洛阳的元谐，是葬于新都洛阳，还是归葬旧都平城？ 其二，若元谐葬于洛阳，之前已葬于平城的广川王妃，是否亦须迁葬洛阳？ 显然这不仅仅是广川王一家的问题，而是迁洛百官及其背后的家族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需要进行专门讨论，充分说明孝文帝纵使一意维新，也不能不对代都旧人有所顾虑。 在此背景之下，五月初在洛阳举行的冯诞葬礼就有了极为特殊的意义。据 《冯诞墓志》，冯诞于五月四日在洛阳“乾脯山之阴”入葬。乾脯山推测地当汉魏洛阳城东北，与西晋帝陵相邻。这一带并不是之后洛阳时代北魏权贵在洛阳北邙的主流葬地，说明孝文帝此时对于葬地的规划尚无明确方案。但无论如何，冯诞是目前所知第一位葬在洛阳的北魏权贵。而且如前所述，冯氏和孝文帝之间不仅是一般的君臣关系，还有着特殊的家族纽带。对去世的冯氏父子而言，孝文帝一定程度上也具有 “丧家”的身份。在因孝文帝是否北返平城参加冯熙葬礼和广川王元谐葬地问题而发生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孝文帝一方面坚持不回平城，一方面迅速在洛阳主持了冯诞的葬礼，向整个北魏统治集团发出了极其强烈的信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