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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逃北的琅邪王氏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时间上的疑问。王肃因家祸北奔在太和十七年 （493）三月，为何直到太和十九年 （495）五月制作于洛阳的冯诞墓志这里，仍然看不到南朝墓志文化的影响呢？换言之，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创生，为何一定要迟至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在洛阳制作冯熙墓志之时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首先，王肃因家祸北奔确实在太和十七年（493）三月，但仔细梳理史料可以发现，他在邺城为孝文帝引见要迟至太和十八年 （494）的十一月七日。此年二月孝文帝返平城布置迁都诸事，十月正式南迁，取道河北，先后经过中山、信都、邺城，十一月十九日至洛阳。也就是说，从王肃北奔到他第一次为孝文帝引见，中间有长达一年半的间隔期。这段时间王肃的行踪在史料中是空白的。北魏方面太和十七年夏天正值孝文帝以南伐名义南下洛阳，天下骚动。而南齐方面到此年底也开始了武帝驾崩后萧鸾辅政并先后废杀郁林王、海陵王最后自立为帝的动荡时期。王肃只身北奔，一段时间内或许并未完全放弃南返的想法。萧鸾正式即帝位在延兴元年即太和十八年十月廿二日，与王肃在邺城见孝文帝的时间存在微妙的重叠。 其次，王肃为孝文帝所引 见和重用，并不意味着他即刻就会向孝文帝传播南朝文化。关于二人的初次会面， 《魏书·王肃传》渲染了孝文帝对王肃的知遇，号称 “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但实际上，孝文帝面对王肃的心态相当复杂，绝非一种学习南朝先进文化的学生心态。 《魏书》中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例见于 《刘芳传》，记载迁都后不久在洛阳华林园举行的宴会上，北魏大臣刘芳与王肃围绕古者男子是否有笄进行了一番辩论，结果王肃为刘芳所折服，而孝文帝 “称善者久之”。另一例见于 《成淹传》，记载孝文帝君臣路经朝歌时，北魏大臣成淹与王肃进行的一段对话。简录如下： 王肃： “故应有殷之顽民也。” 成淹：“昔武王灭纣，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渡。” 王肃知淹寓于青州，乃笑而谓淹曰：“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 成淹以肃本隶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 可以看到，成淹与王肃的言辞往复，并非一般的机辩，而有着南北文化竞争的意识在内，颇似在南北朝使者之间发生的谈辩对话。二人的争论由“殷之顽民”的话题引发。王肃开始说朝歌有 “殷之顽民”的时候，可能只是在卖弄学识，岂料成淹立即将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言这些顽民在永嘉乱后均逃至东晋南朝了。几个回合下来，王肃自认 “辞溺” （故意认输的可能性更大）。结果孝文帝听说此事后，不仅 “大悦”，称赞成淹 “足为制胜”，甚至还在宴会场合要求王肃将二人对话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其对南朝的正统竞争意识和以汉晋天下国家继承者自居的心态跃然纸上。 共同创造的纪念装置 王肃对孝文帝的这一心态非常清楚。这种政治意识决定了他在孝文帝面前定不会以南朝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自居，在南朝制度和文化的传播方面也当以谨慎消极和被动响应为主。前述冯诞墓志的面貌即为其证。王肃太和十八年 （494）十一月为孝文帝引见，而十九年 （495）五月冯诞入葬之时，其丧葬文化及墓志面貌一仍平城之旧。说明直到此时孝文帝仍不了解南朝方面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的新型墓志文化。 到了太和十九年 （495）十二月冯熙的洛阳葬礼，冯熙墓志一变为南朝新风。孝文帝应是从王肃处获得了相关知识。可以注意到太和十九年最后两个月，正是北魏洛阳朝廷的制度建设有了重大进展之际。十一月，议定圆丘。十二月乙未朔，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圆丘祭祀、品令选官、重制冠服，这些以推动北魏向 “华夏国家”转型为目标的制度革新，如 《南齐书·魏虏传》所言， “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必然有王肃的深度参与。但改制整体的主导者无疑还是孝文帝。 冯熙墓志创生于这一过程之中。如同孝文帝的新官制并非照搬南朝制度，我们也不宜把冯熙墓志直接视为南朝墓志文化的传播产物，而应理解为孝文帝君臣的共同创造。而《北史·外戚传》中孝文帝 “亲作志铭”的记录，或许也有一种文化竞争的意识在内。刘宋孝武帝在大明年间即已有为宗室 “亲作墓志铭及序”之事，后来的齐梁陈君主更是多见。能够撰作符合南朝精英文化标准的墓志铭，无疑有利于展现孝文帝 “华夏式”君主形象的一面。 孝文帝与 “冯熙墓志时刻”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创生，是在孝文帝的主导下，于太和十九年 （495）年底以冯熙墓志为标志完成的。但这并非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自然产物。事实上，这一年五、六月间孝文帝尚为弥合新旧而苦心经营，冯诞的洛阳葬礼和冯熙的平城葬礼南北分行，其中都还看不到后来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因素。但其后以王肃为媒介引入包括新型墓志文化在内的南朝制度资源后，孝文帝的改革进程骤然加速。已在平城入葬的冯熙又被迁葬洛阳，具备南朝新风且由孝文帝 “亲作志铭”的墓志，在他的第二次葬礼上扮演了核心性纪念装置的角色。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可以说正创生于这一 “冯熙墓志时刻”。 太和廿三年 （499）四月一日，孝文帝卒于南伐前线，五月入葬长陵。在此前后，我们既可以看到承袭冯熙墓志新风的元桢墓志、元简墓志和元彬墓志，也能看到仍然维持平城特色的元偃墓志，还有韩显宗墓志这样志序和铭辞皆备而志形却作小碑形的复古风格。学者指出北魏墓志的定型要迟至迁都十数年后的宣武帝永平年间 （508—511）。之所以如此，正是缘于 “冯熙墓志时刻”中的孝文帝，其身份既是“皇帝”，亦为 “丧家”。他对墓志这一新型纪念装置的利用，更多的是一种表率，而非制度性的强制。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由复数的丧家在对孝文帝 “亲作志铭”的模仿中逐步互动发展而来，与南朝的墓志文化相异成趣。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