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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书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重要方式，甲骨文、金文和典册文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三种主要书写形态。它们运用不同的书写工具，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在中华文化史上各自具有独特价值。甲骨文和金文以实物传承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早期书写技术和制度文化建设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它们都属于具有神圣色彩的特殊书写，在中华精神文明传承过程中影响有限。要充分认识三种书写形态特点，特别是认识中国早期典册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事实与文化精神双重记忆的功能，将其进行分层研究，与甲骨文、金文书写互补，与当代丰富的考古学成果相互发明相互印证，进而从中华文明的物质考古深入到精神考古，开创早期文明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 键 词：书写 甲骨文 金文 典册文 精神考古 作者简介：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中国早期，主要指的是先秦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书写文本，虽然历经浩劫，但是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最宝贵的文化思想文本，经过汉代人的整理抢救得以保存至今。以金文为代表的器物书写成果，经历代传承至今者甚多。随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的早期书写文献相继被发现，以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竹简帛书，极大地补充了传世书写文献的不足。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文献的出土，让我们有幸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的书写实物。 书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重要方式，书写留下来的最基本成果就是书写文本，它成为人类早期最为重要的文化思想记录，后世研究人类文化思想最珍贵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的传承渊源有自，流传有序，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学术传统赖以建立，一代代学人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在此基础上进行。在自汉到清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部分文献有过不同质疑、辨伪，然而从总体上仍然对其充满信任，更没有否定由此而建立的中华文化道统。但是由于去古日久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发现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脱简、讹误、异文、增饰，名种文献记载间的矛盾、后世文字的掺入、文献来源的不明，甚至包括后人的伪托和造假，等等。于是，有人开始对传世文献的真伪等问题进行考证，辨伪之学由此而起，这大大深化了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如对传世《古文尚书》的辨伪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例。再进一步，人们则由对古书的辨伪发展到对古史的辨伪，古史辨派应运而生。仔细分析中华学术这一从信古到疑古的过程，自有其合乎逻辑的内在发展之路，它标志着自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益精细，意味着这些传世的古代文献必须要经过科学考辨，才能获得现代人的重新认可。 然而，近百年来大量古代文献的重新出土，考古发掘的丰富成果，一次又一次地以过去闻所未闻的事实，不断地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着我们的知识。甲骨文的发现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它说明，不经过考证的盲目信古显然不对；根据现有的知识对某些文献和历史记载轻率怀疑或者否定，也同样存在着问题。还以传世的《古文尚书》为例，虽然它已经被清人认定是所谓的“伪书”，但是其中的“今文”28篇还是渊源有自，其他的一些作品也未必全部为“伪”，清华简中“书类”文献的发现就促使我们对其所谓的“真伪”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另外，随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和口传文化研究的进展，可以证明无论是炎黄的神话还是尧舜禹的传说，都不是后人的凭空想象，都有与之对应的文明发展阶段。这一切都说明，以往对传世文献和对古史的认识，无论是早期的信古还是近代的疑古，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 抛弃现代人的过度自信，重新恢复对历史的尊重，将被现代人解构和碎片化的中华古史重建起来，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其中，结合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将中国早期文献的书写生成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探讨中华文化传统何以形成等重大问题，尤有必要。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早期文献的书写起码有三种形态，第一是甲骨文的书写，第二是金文的书写，第三是典册文的书写。这三种形态各有不同的书写工具，不同的书写载体，承担着不同的书写功能，记载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内容。时至今日，学者们还缺少对这三种不同的书写形态进行认真的区分和系统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对中国早期书写三种主要形态及其特质进行初步的探讨，特别是以甲骨文和金文书写特点为参照，重新评估典册文的书写和传世典籍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