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早期典册文献书写的历史分层及认识方式 甲骨文、金文与典册文是春秋以前三种主要的书写方式，这形成了与后世不同的书写文化。这其中，又以典册文的书写最为重要。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这一历史系统主要是靠典册文献传承下来的。对这个文明史的记载与表述，在先秦的典册文献中，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段的记载都是由传说和神话的方式呈现的。古人对此曾经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用现代的科学方式对其进行实证，这个由传说和神话所建立的中华古史便经不住推敲，因而受到了疑古思潮的严厉批评，进而导致了对它的直接否定，也导致了传统古史观的轰然解体。 可是，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同时也证明中华文明起源甚早，即便从新石器时代算起也不止五千年。这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有一定的相关性，它进而说明在后人看来古史中的那些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东西也可能是渊源有自。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是甲骨卜辞，它直接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殷先公先王的可靠。迄今为止，尽管人们对传世的先秦典册文献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要认识中国早期历史，它仍然是人们所依赖的最重要的文献记载。自周代到战国的历史研究自不待言，考古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传世文献，正是二者的互证使得这一段的历史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殷商史的重建虽然因为甲骨文的出土和考古发现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但是传世文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夏文化遗址的寻找和考古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世的先秦典册文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有关夏代史事，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有较详细的记载，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尚书》中的《禹贡》、《皋陶谟》、《甘誓》和《世本》所记夏世系。此外，《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也多次提到夏代，《左传》、《国语》和金文中也有相关材料。如此多的历史记载，使学者们相信夏王朝可能存在。同时，既然《史记》中的《殷本纪》已经得到了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的证实，说明司马迁所记不虚。那么，与之同类的《夏本纪》便不会是古人的凭空杜撰。因此，考古学者们多年来一直以典册文献为线索来探讨夏文化遗址的可能发现之地。事实上，正是在徐旭生等人调查“夏墟”的基础上，从1959年开始了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多次发掘，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文物出土，但是从“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与分层、青铜器，以及城堡、宫殿等种种文化现象，只有结合文献中有关夏代阶级社会的传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有关考古材料，又进而补充了有关夏代奴隶社会记载的不足。因此，文献传说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发明并相互印证，使我们重建夏史有了可能”。(43) 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文化这一生动事例，说明传世材料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传世文献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总是怀疑传世文献的可靠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混淆了中国早期典册文献的书写与甲骨文和金文书写的区别。甲骨文主要记载当时的占卜结果，金文的主要目的是颂美记功，它们所记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眼前的现实，(4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实录”。而典册文所记的不仅仅是现实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还记载了历史，记载了往古的记忆，记载了先民对于宇宙、自然、人生的认识和思考，记载了许多传说时代的故事、异闻，记载了产生于上古的神话。这些口传的故事、异闻、神话，可能在先民口头流传了不只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千年或者数千年。这些记载，在后人看来有些似乎非常荒诞、离奇、不合常理，但是仔细分析又有合理的内核，它带有鲜明的人类早期思维特征。这使得先秦时代的典册书写与后世的书写有很大不同，它是历史事实与文化精神的双重记忆。因此，要从事中国早期文化研究，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些早期文献不同于后世文献的特质，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价值。 我们知道，当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物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时间越长，沉积越深，堆积物越深厚，此即考古地层学。中国早期典册文献虽然不是一种物质堆积，但是它所记载的内容也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时间越久，与后世越隔膜，神话的色彩越浓厚，越不易被后世所理解，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层面并具有不同的特质。我们借鉴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可以把先秦典册文的记载按历史时段分成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现代史层面，即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相关内容，如《尚书》中的有关部分，诸子百家中的相关论述和记载，大量传世的金文。第二是近古史层面，如夏商和西周的历史，有传世的材料作依托，如《尚书》中的《商书》和《夏书》，如《周易》中的相关记载，还有《春秋》等史书、《论语》等子书以及其他著述中提及的相关内容，更重要的是还有新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为第一手材料。第三是上古史层面，如五帝时代，主要资料是来自于传世先秦典册中的神话与传说。 以上几个层面的古史记载往往混合在一起，界限不清。但事实上，由于它们的来源不同，所反映的历史时段不同，对它们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我们也是需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的。大致来讲，就先秦典册文献来讲，当代史的部分最为真实可信，因为它就是当事人记载的当时之事，如《春秋》、《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如根据《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和相关材料而组成的西周史。近古史相对真实可信，因为他们去古未远，而且有历史文献的传承，有《尚书》中所记载的《商书》和《夏书》，有《史记》中所记的夏商两代的历史，有在先秦典册文献中至今还残存着数量可观的有关记述。商代自不必说，甲骨文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了相关历史记载的可信。即以夏代而言，如我们上面所引，相关的历史材料也相当可观，可以互相发明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当代学者们才相信夏代的历史不会是假，并且在多年考古追寻的基础上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发现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文化类型。而以“五帝”为代表的上古历史，距离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时间。那个时代的古老中华尚没有成熟的文字出现，先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靠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所以即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五帝”的诸多记载，也带有很强的神话传说色彩，是不能用后世人所理解的“实录”或“信史”观念来理解的。如《尚书》中传下来的《尧典》和《皋陶谟》，开头第一句话都是“曰若稽古”，这明显是后人的追叙。其实，关于这些，不仅仅是今人才认识到，古人也早有认识。司马迁写作《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明确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45)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五帝本纪》，也是综合他所看到的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而作的编选。所以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至于三皇以上的所谓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在先秦时代都很难找到相关的传说记载，可能只是战国秦汉间在中华先民残存的早期记忆基础上，对五帝以前的历史所进行的想象和拟构而已。 传世先秦典册中的相关记载存在着文化上的分层，这是它不同于后世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夏以前到五帝的古史属于传说的时代，传说不等于如我国后代二十四史那样的史著，如果按后世史书的标准来看里面所叙述的事实，十有八九都经不住考证。如《史记》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46)《尚书》说尧在位七十年而得舜，又在位二十八而禅让于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47)这些显然都不符合常理。然而，这些来自于遥远的古老传说，又并非没有古代历史的踪影。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有目的地用语言来记述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能通过实物考古而解决的问题。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早期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结合相关的文物考古进行推测。而进行这样推测的“合理”依据，是因为在这些口头传说中，包含着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由此而言，记载于先秦典册文献中的早期神话，同样是可贵的历史资料，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称得上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信史”。只是这部“信史”不是以后世史学的面目，不是以有明确的历史纪年，有具体可感的人物，有细节真实的故事所构成，而是以高度浓缩、典型塑造甚至以神话的方式来呈现的。商周民族早期的历史靠诗歌的形式得以记忆，《诗经·商颂·玄鸟》、《诗经·大雅·生民》等诗篇对祖先的歌颂即是如此。《尚书·尧典》所记载的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我们很容易根据文中的语言、词汇、观念而作出判断，证明它不是传自尧舜时代的文献，可能已是晚到战国时代才被人们追记下来或者重新写定的。可是，这篇文献所以被置于《尚书》首篇，并将其称之为“典”，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根据当代学者研究，文中所记载的历法天象，符合我国四千年前的天象运行情况。(48)文中所记载的禅让制度，反映了中国早期氏族部落向部落联盟时代发展的史实，当代考古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49)这说明《尧典》的叙述有历史的真实内核，不完全是后人的虚构。但是这种记载里又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如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以分管四时的故事就是如此。所谓尧舜禅让，也未必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按现在的历史通识而言，部落首领间权力的更替往往伴随着血腥与暴力，我们从相关文献中也能找到历史的影子。如《竹书纪年》中就有“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的记载。甚至在李白的《远别离》一诗中，还有“或云尧幽囚，舜野死”的说法。可见，《尧典》的叙述带有很强的故事性，富有文学意味，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学的创作。这说明，《尧典》这篇文献，是将真实的现实、口传的历史和后人的理想融为一体的复杂形式。它们是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记载形式，记载的是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段，即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 有关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简介中说：“本书以文献中保留有古代传说而当时并未留存直接史料的时代为传说时代。著者认为古代的传说虽口耳相传，时久容易失真，可是它们大约都有历史的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历史工作者如果能审慎地处理，就可以剥开它们神话的外衣，找出来真正历史的核心。一笔抹杀是不应该的。”(50)徐旭生在本书中所界定的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的下限为盘庚时代，笔者稍有异议，因为若以他所说的直接史料而言，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殷先公先王的名字。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和相关的文献记载，我认为这个下限应该定在夏代之前。“三代”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专指夏商周，先秦典籍中关于三代的相关记载很多，这说明“三代”的历史一直是被古人认为比较可靠的。当然就三代而言，由于时代的前后，古人对他们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以孔子而言，他生当东周时代，他对于西周时代的历史最近，也最熟悉，对于殷商就差了一些，对于夏代就更差了一些。他曾经感叹有关夏商两代的文献记载不多：“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1)但是他坚信夏商两代是存在的，周文化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2)所以笔者认为夏代不能算是传说的时代，因为先秦文献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但徐旭生在本书中所做的相关考证工作，的确为探讨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奠定了基础。(53)徐旭生所说的“真正历史的核心”，不是传说中那些人物身份和故事的真实，而是可能产生这些人物与故事的社会发展水平与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一点，恰恰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因此，一部中华文明史，并不能完全依照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与否和有没有明确的历史纪年来认定，口传时代本来就应该是中华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我们仅仅从器物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是不够的，也不符合它所产生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利用历史学、哲学、文学、神话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它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研究不同于实物考古，也不是单纯的文献实证，而是一种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文化考古和精神考古。传世文献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正是我们今天从事上古时代文化考古和精神考古的最可宝贵的文献材料。 以上对中国早期三种主要书写形态进行的简要讨论，旨在说明，它们的书写方式不同，功能不同，内容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也不相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趋向是推崇实证，甲骨文和金文由此而受到空前的重视，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只有通过实证的研究，我们才能找到人类早期活动的踪迹，重建人类的物质文明史。但是，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弄清人类所从事的物质活动过程这样一种目的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人类自身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成长。但是，人类早期丰富的实践活动以及所形成的大量精神产品，并没有写在考古文物上。面对冷冰冰的不会说话的考古实物，渴望复原先民的生活，与他们进行精神的交流和灵魂的对话，难道不正是我们最迫切的愿望吗？所以，我们不满足于物质考古，还要通过物质考古进一步探索人类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人类不仅需要物质考古，更需要精神考古。而这些，却恰恰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口头传说和神话中，存在于早期记载下来的文字里。中国早期的典册文献，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成长的历史遗存，是我们进行精神考古最可宝贵的材料。根据它们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其意义不亚于实物考古。 当然，要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就必须以物质考古为前提。有幸的是，当下丰富的物质考古成果，正在为中华民族早期的精神考古提供有力的支持。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从旧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基本上弄清了中华文明从原始村落到城市，从部族到国家，从石器的使用到铁器的铸造，从原始的灰陶到精美的青铜器，从早期的刻画符号到文字的成熟，从财产的共有到阶级的产生，从原始的信仰到大型的宗教活动等一系列从野蛮到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这一考古学所构建起来的中华文明史的链条，与中国早期典册文献中所勾勒的从五帝到夏商时代的历史进程基本是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典册类文献，很好地说明了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如何凝聚起来，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如何形成，其社会制度又是如何建立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正是当下实物考古学的丰富成果，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传世典册文献的巨大价值。如果说，在没有充分的考古学成果支持的情况下，以往的中国早期学术研究单纯依靠传世的典册类文献还不能对此作出很好的说明，尤其是缺少器物实证的支持，那么，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和对金文的研究，传世典册文献的历史价值才得到了更好的提升和显现，展现出更加宽广的研究前景。参照当代考古学的丰富成果，充分认识三种早期书写文献各自的功能、特点，互相发明，互相参证，必将把中国早期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从物质考古到精神考古的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