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16页。 ②有关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可参考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3章《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社会》中的相关综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7-184页) ③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1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7页。 ⑤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3页。 ⑥在中国早期的书写形态中，陶文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因而有人推测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76页)但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商以前的陶文很少。另外，早期的玉器上也有个别刻划符号，在先秦时代还有刻石文字的存在，但是它们都不成体系。 ⑦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1页。 ⑧按：关于占卜之后甲骨的处理，据董作宾等人据发掘情况和历史文献综合考证分析，有“存储”、“埋藏”、“散佚”、“废弃”四种情况，其中主要是前两种情况，即便是先集中存储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还是埋藏处理。详细论证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01-203页。 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3-804页。 ⑩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281、284页。 (11)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570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30-131页。 (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06页。 (14)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9-381页；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48-149页。 (15)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4-220页。 (16)商周两代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以上面有铭文者计，1937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4831件。《殷周金文集成》著录金文11983件。2000年以后，又有上千件铭文出土发表。2012年，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器16704件，是目前关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收录最全的著作。 (17)李学勤：《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8)按：本文所说的“典册文”，借用《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用语，主要指早期的简牍书写形态，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典册类书写的成果就是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的典籍文献。但本文的侧重点是从它的书写形态来认识其内容，故将其称之为“典册文”。 (19)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268页。按：《墨子》一书中，《尚贤》、《天志》、《明鬼》中也有同样的表述。 (2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2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4页。 (22)按：王晖曾提出“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文书典册的推测”，并提出了一些相关辅证，参见氏著：《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第108-109页)。但本人认为理由还不够充分。 (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70页。 (24)《世本》今已不存，有后人辑本多种，可资参考。 (25)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魏可钦等译，邵东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0页。 (26)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41、149页。 (27)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5页。 (2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00-201页。 (3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962页。 (3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202页。 (32)按现存《古文尚书》中共载有《商书》17篇(包括《盘庚》3篇，《说命》3篇)，但是有关这些文献的传承过程及真伪问题比较复杂，此处不作讨论，只以学界公认可靠的《盘庚》一篇为例来说明问题。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31、1765、1771页。 (34)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4册，第76-77页。 (35)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0-201页。 (36)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页。 (3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1页。 (3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3页。 (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4页。 (4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6页。 (4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页。 (4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2-803页。 (43)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315-316页。按，有关夏文化的考古过程和基本结论，在该书第1编第2章《寻找夏民族“实物上的证据”和夏文化探索》有详细叙述，参见该书第279-316页。 (44)西周时有所拓展，有个别铭文，如《史墙盘》记载历代周王和史墙家族的历史，但这样的例证很少。 (4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46)《史记》，第1页。 (4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2页。 (48)相关考证可参见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第11卷第12期，1926年12月；武家璧：《〈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 (49)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06-214页。 (5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权页。 (5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5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7页。 (53)关于口传时代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如郭沫若、徐中舒、丁山、翦伯赞等。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