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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论批判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即以对论战的总结反思为基础和出发点。何干之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30)吕振羽是社会史论战的重要参与者，在其投身论战之初、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已经透露从事方法论检讨的意图。他指出：“在中国，在历史研究这一范畴里，问题最纠纷的，莫过于‘亚细亚的生产制’、‘奴隶制’、‘商业资本制’这三个问题。”吕振羽认为，“就这些‘别开生面’的议论一一加以分析，简直可以写成一部《历史方法论批判》的书来”。(31)吕振羽对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观点作了简要剖析，又在1942年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中进行了集中检讨。他这里所说的历史方法论主要指“历史运动法则”、特定的社会形态论，实则属于历史本体论的一部分。而下面所要重点展示的是吕振羽在另一层次的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认识和思考。 对1927年后以唯物史观探究中国社会史的工作，吕振羽评价道：“对中国社会史之重新检讨，而引起对史学研究的一度革命。这，在史学上曾获得其重要的进步。同时在这期间，在考古学，以至人类学，土俗学，语言学等诸方面，也均显示其研究的新动向。凡此在适应于中国社会史之现实的过程上，在学术史，获得其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和现实斗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之此一时期的史学论争，却未曾达到其可能获得的成绩。”“这时期的史学，还只能算是有辩证唯物论的倾向，并不能说就产生了辩证唯物论的史学体系”。(32)吕振羽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反思，其方法论构建主要是通过唯物史观派内部的清理整治而完成。 吕振羽观察到，“一般的历史研究者=自认为辩证论的所谓‘历史家’们，大抵不是在如实的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走入机械论的歧途”。(33)“就方法论方面说，虽然大家都披上一件史的唯物论的袈裟，一若标示出史的唯物论，即能证明其正确与前进似的。而其实，不是属于机械论的经济唯物论，便是属于观念论的实验主义”。(34)唯物史观必须同时克服实验主义和机械论才能成为正确的方法论。因此，实验主义和机械论成为吕振羽的两大批判对象。 在吕振羽看来，历史研究不可依赖实验的方法，因为“历史是关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我们不能应用实验室里的方法去研究，而是要应用抽象的、思维的科学方法。但历史又是最具体最现实的东西，所以历史家不应凭他的头脑，去虚构图表，而要运用抽象的、思维的科学方法，根据历史的事象去把握其规律性”。(35)不过，吕振羽的主要矛头所向不是标榜实验主义的胡适派，而主要是唯物史观派阵营内部的实验主义倾向。吕振羽深感实验主义流传之广：“我们的那班自号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史研究者(自然，那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半截的货色)，却都在如实的履行着十足的实验主义的方法。”(36)实验主义本是胡适派的学术招牌，此时却成为陶希圣等社会史研究者的标签。陶希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和主将，当时北大、清华、燕京、师大、中大的中国社会史课程全由他一人包办，(37)俨然成为社会史领域的头号人物。吕振羽却批评陶氏“反对把前驱者所发现之历史运动法则、历史学方法论，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上；只允许从中国社会的本身零星探求”。(38)这就接近于胡适派重事实、重求证的实验主义。 吕振羽曾撰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与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唱对台戏，自然对陶著甚为不满，斥其“自始只从政治原因上去解说其所谓政治思想，并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只是半实验主义化身的绝对唯心主义”，(39)“最大的错误在玩弄形式逻辑，把社会的性质在政权的表层形式下隐蔽起来，把人类的意识形态和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矛盾统一性，拿所谓政权的形式去隔断起来，从而把它们孤立起来。结果也便只有流于‘奇迹’夸张之一途”。(40)吕振羽指出：“若是把各种现象从其当时社会存在的一联的象征中孤立起来去考察，甚而把各种动的因素，均一一作为静止的僵化的东西去排列，或则故意把某一方面特别去加以夸张，那便无可避免的要陷入如次的一种实验主义的泥沼中去：是=是、非=非、甲即是甲(同一律)、甲不是非甲(矛盾律)；甲不是乙，或甲是非乙(排中律)。实验主义之无法接近问题的本质，便在这里。”(41)这里的实验主义均指形式逻辑。 在其他场合，吕振羽将非辩证的观点都划为实验主义。他说：“自号‘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家’的血液中的实验主义的成份，最根本的，便是他们不了解因历史的连续发展的中断而引起向前飞跃的形式，以及‘突变’和历史的质的变化的联系=旧质的死灭和新质的代起的辩证法，以及阶级的实践的历史作用；反之，他们却认为在‘渐变’的连续过程中能完成历史的质的变革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了解在历史的渐变的过程中，亦曾在引起部分的突变；同时，在新质的代起之后，依旧有部分的旧质保持其连续的发展。”(42)“以残余作为主要，以局部概括全部”，也是一种实验主义的错误。(43) 可以发现，吕振羽所批评的实验主义的概念颇为宽泛，似乎不符合辩证唯物论者一概归入其中。他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应用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著作。(44)甚至郭沫若也一度被归于实验主义一途。吕振羽认为郭氏由殷代兄终弟及的事实遂断定商代为母系社会，完全在追随着实验主义者而不自知。(45) 另外是关于机械论的批判。“热心去批判实验主义”的李季被吕振羽作为机械论的代表。李季、叶青“虽然也自认在应用史的唯物论，但在其实际应用上，却纯属机械论的，只肯看见一些经济现象，完全忽视了政治，从而意识形态所给予下层基础以及其相互上的反作用，从而他们完全不懂得阶级和其领导者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易言之，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下层基础和其上层建筑之辩证的统一，而是如实看作死的化石的外在对立的东西。从而对于他们所注视的经济构造，也便成了化石般的东西而无法说明了”。(46)李季还被吕振羽冠以“经师”之名。李季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神话传说的本身，都一律当作历史的事实看，主观构造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奴隶制混血儿的殷代奴隶社会制度，是“经师式的理论”。(47)其他学者更将李季视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代表，指其论作为“洋八股”。(48) 除实验主义和机械论外，公式主义也是吕振羽所反对的一种倾向。他认为，“‘公式主义’与‘历史原理论’之不能解决问题，由于其拿公式和原理去概括具体的活的历史，而不是从活生生的历史本身的具体性去映证进步的正确的理论”。(49)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活跃角色王宜昌甚至公开标举“公式主义”，坚称“研究中国社会史，永远是要从‘搬家主义’和‘公式主义’出发的。”(50)吕振羽则力矫其偏：在王君脑子里的历史发展的公式，是单一的西欧希腊罗马日耳曼的历史的形式，王君所知道的也只是西欧的古代和中古史的现象形式，并不曾懂得其活的内容。他进而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史，拿它和世界史作比较的研究是重要的；但在从这方面去了解历史的活的规律，并不是从这方面去‘搬家’和套死‘公式’。从正确的历史方法论出发，才能够正确的去运用一切史料；只注重‘公式’而不去注重史料，那么写出的仍不外是自己的脑筋，而不是活的具体的历史本身”。(51)研究中“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52)在当时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公式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几成一种痼疾。吕振羽的反省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