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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 在吕振羽那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检讨批判只是一种手段，“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才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目的。吕振羽对“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的方法和途径作了重要提示。总体而言，“不但需要对‘史的唯物论’有高深的素养，而且需要对中国的所谓国学，有较深的素养，才能正确的去运用全部史料”。关于“史的唯物论”即理论的素养，“从纯研究的方面来说，也至少要同时对一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世界史有相当的素养，才能进行去认识‘史的唯物论’；若说到认识的正确程度，那而且不是单单坐在研究室里的人们所能达到的，必须要从实践上去寻求，即从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性上去寻求，才有可能”。(53) 吕振羽一再强调与世界史做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史，最好先从世界史作一比较地研究；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上，去把握历史的一般合法则性；从一般的合法则性的基础上，同时去把握中国史的特殊性。”(54)在吕氏看来，论战学者存在一个共同错误是“大家多在有意或无意的没有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部分去研究”。(55)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只看见历史自身构成的内在的矛盾，而完全无视由地理环境诸条件所造成的外在矛盾诸关系，只注意到一般性而无视其特殊性，不知这两种矛盾关系对于每个民族的历史有其辩证法的统一的作用。从而把中国史公式化，以致丧失活的中国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只看见由地理环境诸条件所造成的外在矛盾诸关系，即由此所给予每个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而无视作为其历史发展之决定的根基的内在矛盾诸关系，而陷入地理史观的迷途，走入史的多元论的歧路。甚而公然提倡史的多元性，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把中国史置于一般世界史的规律之外，作为“谜”一样的东西。(56)可见，吕振羽倡议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并非平等的对比，而是从世界史中发现一般性，再由这种一般性出发去认识中国史的特殊性。 可贵的是，此时吕振羽已经萌生对西欧中心论的反思。他批评道：以往研究者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构成的全部面貌，当作奴隶制的一般面貌；把中世纪日耳曼社会构成的全部面貌，当作封建制的一般面貌。依据这种标本或典型，到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中去寻找奴隶制或封建制阶段。应当从一般性的基础上认识特殊，把握一般性和特殊性之矛盾的统一。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世界史一般发展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57)有感于《读书杂志》上许多论文将世界史上的一般问题作为中国史的特殊形态去夸张，暴露出世界史知识的匮乏，吕振羽曾致信建议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开辟“世界史料”栏目。(58) 涉及世界史研究就不能回避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等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据时人观察，“最近欧洲学者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见地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者极多，尤以苏联学界为盛”。(59)这些域外作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建设本土史学的主要资源。起初，吕振羽对国外学者的成果颇为推重。在其《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曾援引沙发诺夫、波特卡诺夫、波克罗夫斯基、山川均、伊豆公夫等人的作品。及至抗战中后期，在“学术中国化”的潮流的影响下，吕振羽认识到，苏联、日本的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结论未必都正确，而且由于文字和生活传统的隔膜，有时还不及中国新历史家的结论正确；而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却宁肯相信波克罗夫斯基、波特卡诺夫、约尔科、森谷克己、早川二郎、佐野袈裟美等人，甚至误信马扎亚尔、沙发洛夫、波格丹诺夫、秋泽修二、威特福格等人的说法，而不肯相信中国新历史学家的意见。(60)这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最初的依傍外人到追求自主的转变。 1936年吕振羽一度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所形成的一切错误，大皆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以及渗入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论战时期史学研究未能获得应有的成绩，“不能不归咎于那作为其时史学理论之指导的波克罗夫司矶理论的错误，未能发生正确的领导作用”。苏联方面在彻底清算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之后确立了更高阶段的史学原理，具有“最高的决定的指导的作用”。目前应该根据这种原理来“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61)1940年，吕振羽又指出：在1935年前的史学论争中，即使进步的历史学者，“也多少都受着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影响，从而在论争中不能充分发挥科学的力量”，“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对新的历史科学自亦有其不少的成就，然同时也有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其经济史观与大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对历史之抽象性的叙述和了解，无力把活生生的历史的具体性复现出来。自从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实行过清算后，历史科学才重新整备了全副武装。”(62)中国史研究应当建立在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之后新的起点上。(63) 曾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在吕振羽看来都未能达到圆满的结论，都是相对失败的。吕振羽对“根据最新史学知识写成的”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进行专门批评，(64)指明其大量因袭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观点和材料。国外史学家即使拥有较正确的方法论，而“关于中国史料的搜求与考证上便成了问题”。因此，中国社会通史的完成，应该“在先进国史学家的协助之下，由中国史学研究者来担任”。(65)一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期发挥过重要引导作用的苏联日本史学已成为国内学者批判超越的对象。(66)此时，中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学院派学者也在进行扭转尾随外人的局面，夺回学术话语权的尝试。20世纪4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势。 对史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重要一环。在社会史论战中，各派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正确的理论方法视为研究工作的先导，而吕振羽较早意识到史料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史料的缺乏，最足以限制我们对一个时代难以达到正确的理解。关于史料的选择，这问题亦至属重要。若是我们不注意历史材料的真伪，无条件地去应用，则依此做出的结论，仍不过是观念论者的结论。”(67)他甚至认为：“在研究的技术上，方法和材料同样重要的。没有正确的方法，便不能正确地处理材料；没有充分的材料，便不能说明历史活的具体的内容。”(68)史料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论战时期的学者在史料问题上曾出现重大缺失。李季、王礼锡“对于历史材料，不但毫未去考证过，而且毫未用工夫去作过系统的搜求；仅在利用陶希圣先生等人的现成的搜集。他们只知搬运其陷于错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致连篇累牍的论争，彼此只是‘断章取义’地在反复搬运马、恩、伊诸大师的阶段的文句，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的具体事实与其活现的面目。因而在他们所写出的，并不是作为世界史之一部分的中国的历史，而完全是一种死的一般社会学的抽象的公式”。而陶希圣等虽然注意史料问题，但“并没有担负考证、选择，收集和应用史料之任务的能力。因之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便不免是片面的，不可完全信赖的。而且，实际上，他们也止于在无条件地接受实验主义者顾颉刚先生等人的考证结果。从而历史材料在他们的眼前堆积得愈多，便愈使他们的脑筋没有应付的能力，只看见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在循环，而构成其历史循环与进化论的理论”。(69) 对于顾颉刚、陶希圣等的史料考证和搜集工作，吕振羽主张，不能完全否认其作用，也不能无条件接受。他不反对推翻“堆砌而成的古史”，但同时不否定其经过科学的渗滤后仍有史料价值。“疑古家对古史辨伪和史料整理工作，虽有着相当成绩，却没有替我们解决问题”。(70)在新的科学领域中的史料考证与搜集才开始萌芽。郭沫若“虽然在方法论上想力求正确，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上也不肯随便了事——尤其在考证方面，由他已展开了科学的端绪”。但由于郭氏对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素养不够，对世界史知识的不足，“所以不但在历史理论上形成其许多幼稚的错误，而其所考证的史料，也便不能确然无误”。(71)这就是说，史料考证整理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引下才能收其效、毕其功。 吕振羽认识到，史料的整理和选择是“一个繁重的工作”。(72)在史料方面，不只是搜集和选择，还同时要从事整理考证的工作。要把握历史的全部事象，对史料的占有是特别重要的。占有史料要经过搜集、选择或考证的过程。在搜集上，起码要达到能表征全部历史事象的程度，不要凭部分去概括全部；在选择上，要从全部史料所说明的历史基本特征出发，不要拿残余当主要；在考证上，一方面要分别真伪，避免误解，另一方面不要完全抹杀伪书的史料价值。(73)可见，吕振羽的史料观也体现出辩证思想。 在史料考证整理上，吕振羽不但从方法论上阐述，还在具体研究特别是史前史研究中加以运用。他认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是一种冒险的尝试，“问题在于历史材料的不充分，和既有材料之难于正确引用”。(7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取材，以仰韶各期的出土物为正料，各种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为辅料。吕振羽首重出土古物，认为“只有用作发掘的锄头才不说假话”，“只能仗地下发现的古物来做主人”。(75)他广泛涉猎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安阳发掘报告，王国维、郭沫若、李济、董作宾、安特生、徐中舒等关于金石甲骨的研究文字，以及周口店、鄂尔多斯、龙山等地的考古资料。吕振羽还多次向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借阅其收藏的金石史料。(76)他利用这些材料，将中国历史的开幕时代提前到殷代以前的原始时期。《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殷墟遗物是殷代“铁一般的史料”。(77)吕振羽的史前史、上古史研究明显承受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充分利用考古材料，从而超越了勇于“辨古书”而怯于“辨古史”的疑古派。 吕振羽用以探研史前史的材料有三类：地下出土的实物，现代民俗学的实地调查以及古书中的神话传说。他自信：“只有史的唯物论者，才能正确无误去利用神话传说。”(78)“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79)吕振羽使传说材料与地下遗物相配合，揭示出上古神话背后隐藏着的人间世界。吕振羽对传说材料的大胆使用招致一些人的批驳。最激烈的当数戴家祥。他认为吕振羽对尧舜禹时代、殷、西周社会性质的判断，“徒据古代传说，故虽反覆辩论”，“令上古史迹，大起混乱矣”，“其取材之滥，识见之差，不敢恭赞一词”，“作者未有著述修养，欠缺国学根柢”。(80)戴氏几乎将吕振羽的学术尝试一笔抹杀，未免过于苛责了。 大致说来，吕振羽持一种接近于史观为体、史料为用的思想。他主张：“我们须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对已有史料去进行系统的考证。”(81)这一任务“是青年科学者的集团的责任”。(82)在郭沫若对甲骨文金石文的考释和吕振羽对散在古书中的神话传说的整理这些先行探索之后，20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和考证普遍重视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其自身的全面建设的开始，为其不断成熟与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83)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仍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与其他流派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84)但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成熟同时得益于对其他学派方法和成果的扬弃，其史料观即是一个显例。 吕振羽从开始投身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就一直关注和探索方法论问题，通过清算实验主义和机械论，构建起一套唯物论与辩证法相融合的史学方法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胡适说：“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85)胡适标举的实验主义方法只是治学的一般规范和技术，与唯物史观不处于同一层面。况且胡适、顾颉刚等很少涉足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未形成正面对抗。被吕振羽视为实验主义代表的是最早发起社会史论战也最早反思论战的陶希圣。在《读书杂志》将论战推向高潮之际，陶希圣却抽身而退，提出：“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中国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86)陶希圣还指出：“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87)陶希圣既反对公式主义又反对实验主义，只把唯物史观当作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主义，或可称为实证的唯物史观。吕振羽也认为，陶氏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以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并重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88)尽管吕振羽不满于陶希圣在《食货》上不提倡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驳难，回避消极的“破”的工作，但并没有根本冲突，存在学术上求同存异的可能。然而吕振羽倾向于将学术上的分歧归因于“政治的成见在横梗着”，(89)后来二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以致势同水火，学术上因之分道扬镳，冰炭难容。 机械论、公式主义才是辩证唯物论的头号大敌和心腹之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上升途中必须克服的主要弊病。“史的唯物论的研究”的“宿将”、(90)“素以马氏学专家闻名”的李季，(91)是这方面的代表。“古史辨”派后进童书业称李季的研究方法“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脑子里存有一个社会进化阶段的公式，一切的研究，都以证明那公式为目的。”(92)机械论将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史观、经济一元论，片面强调单一因素，僵化地、静态地看待历史；唯公式是从，为公式而抹杀事实，必然取消历史的系统性、多样性、复杂性，导致走向自身的反面。唯物论遭人误解，被人误用，症结多在于此。因此，吕振羽对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及时而深刻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另一位构建者翦伯赞相比，吕振羽的探索仍不失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二人的相同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都有所阐述，而且立场非常接近。二人都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而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均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但吕振羽比翦伯赞先行一步，翦伯赞在一定程度上是吕振羽的追随者。(93)吕振羽对史学方法论的阐述，哲学化、抽象化程度不及翦伯赞，但与史前史、上古史研究结合紧密。20世纪30年代的翦伯赞“努力于历史战线上的毒性理论之肃清”，(94)以破为主，少有立的著述；吕振羽则偏于立的工作，以具体研究示范方法论，“比较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论”，“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95)翦伯赞的消极批判与吕振羽的积极建设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两翼。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可以视为当时此派史学方法论的集大成之作，而吕振羽的探索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石。 1949年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基本构建成型，而且达到相当的成熟度。这从翦伯赞的《略论中国史研究》和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方法论的成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化、精致化。1949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化，辩证唯物论成为历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居于独尊地位，实证派的方法论则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同时，在“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苏联史学模式再度发挥其示范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