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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两年多的博士后是我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空档期。我的博士后报告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继续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的借贷关系，但没有涉猎中共革命借贷问题。出站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接续中共革命史研究，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先后发表了《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这两篇文章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革命与传统、革命与乡村、革命与农民关系的曲折和复杂性，是我用“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共革命史的标志。与此同时，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目标也是用新的理念和方法来探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 不过，至此我仍然只是在研究实践中运用了较新的理念和方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新革命史的说法。2008年10月，山西大学主办“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提供了契机。我决定借此会议，将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此文重新阐释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价值、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的问题以及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的思路，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的《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的雏形。不过，当时论文的标题为《何以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并未突显“新革命史”四个字，只是最后一节的标题为“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翌年9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全国社会史研究生暑期学校，由我主讲一次，我对上文的内容进行了充实，标题也改为《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之后，又对标题和内容做了进一步修改，投稿《中共党史研究》，正式发表。 文章发表后，一些中共革命史、社会史、乡村史学者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可谓对中国革命史研究学科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贡献”。“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对于今后切实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普遍的指导意义。”②以上评论显然为过誉之辞，但的确使我深受鼓舞，大大增强了信心。 也有学者指出，应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以便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史的内容，这一建议推动我继续思考。特别是经过数年的研究实践，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指导博士、硕士研究，我发现《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主要强调中共革命史与乡村史连接、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两个路径有其局限性，至少还应该增加几个方面，即突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和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这一进展以《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为题，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以上就是我进入中共革命史的学习历程、研究历程和心路历程。由此表明，新革命史的提出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渐进的思考过程。这里面，主要是对中共革命史研究进行学理性的反思，但也有对中共执政机制进行历史溯源的目的。不能不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其他领域相比，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步伐是较慢的。 思考无止境。发表《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之后，我仍在琢磨如何更好地回答同行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问题：“新革命史”是如何提出的，如何继续完善“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如何梳理比较成功的研究经验和不足？本文即在以往基础之上，对这些问题分别阐释，也是我自以为更加合理的表述。 “新革命史”的涵义与理念 如前所述，我是以1949年以前的中共革命史为例讨论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其实，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一段，也是整个中共革命史的一段。完整意义的革命史并不限于近代，而是延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鉴于此，在界定新革命史的涵义和理念之前，先讨论什么是中国革命史？ 众所周知，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其变化之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这一个世纪的变化，大多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波及范围极其广泛，它不仅表现为工业革命、知识革命、技术革命，也表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然而，在所有的革命领域，最能引发社会震荡、最能影响历史转捩也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革命”，它与传统的农民暴动、改朝换代有着根本的区别。 就中国历史而言，如果按照现代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革命是指近代以来尤其是1851～1978年一百二十余年间，中国人民为了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和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依此判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都属于中国革命史的范畴。 这一时间断限，打通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间隔，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以“1949年”为止的界分有所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战争年代革命的思维、革命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继续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革命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效果暂且不论，总之革命仍在进行之中。当然，仍不能不说，1949年还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节点。如果进一步划分，大致可以说，1851～1949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后半场。③ 不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否为现代意义的革命，学界是存有较大争议的。胡绳认为，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史上有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④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前两个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如果是否定的，则中国革命史的起讫时间为1911～1978年，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场现代意义的革命没有任何疑义。在此期间，仍以1949年为分水岭，1911～1949年为中国革命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的后半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