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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尤其是革命与社会、革命与民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看法。当然，也不能不说，与我和我的学生一样，仍有诸多方面尚未论及。 总之，既有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对话的基础，而没有触及的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革命史”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既要在“写什么”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怎么写”上有所作为，由此形成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新高度。 注释： ①近几年王奇生、应星、韩晓莉、常利兵也或多或少涉及“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给人不少启发。(参见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常利兵《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历史与历史研究》总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笔者以往有关文章以及本文，则专门阐述“新革命史”研究理念、方法和实践。 ②如朱文通、把增强《“新革命史”范式提升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9日；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李晓蔚、朱汉国《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曹守亮《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黄正林《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评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把增强《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朱文通《新生代史学家的崛起与卓越追求——以李金铮教授及其新著〈传统与变迁〉为例》，《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魏宏运《读书与治学：李金铮教授学术研究散评》，《历史教学》2016年第9期。 ③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仍是中共革命的延续，这点与王奇生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④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及目录。 ⑤也可往前适当追溯，毛泽东就讲过：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⑥所谓理论和方法更多指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研究过去的社会的学问，而社会是包罗万象的存在，要想深入解释这个存在，就不能不需要相关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然而，历史学科本身难以“生产”理论，不用说专深的研究仅凭历史学的资源很难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便是史实考证也可能依赖相关学科的支撑。历史学者无论直觉能力多强，谁也不敢说完全靠历史学方法就能完成研究任务，甚至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启示比自己从事的历史学科还多。就革命史而言，马克斯·韦伯、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革命研究著作，就特别值得我们中国革命史学者借鉴。这是我们历史学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它们作为“雇工”而使用，而不是变为“东家”控制我们、消解我们。即便吸纳了外来智慧，仍应强调历史学包括革命史领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应有发现革命史的问题、概念乃至理论的雄心，并使它们成为相关学科的知识资源。 ⑦譬如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10页。 ⑧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国革命史领域，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古代史领域同样存在。 ⑨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近些年一些学者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提出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以为，“现代化范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革命史观的缺陷，有其进步意义，但不能不说，它仍然是一种线性史观，未能脱离“目的论”的逻辑，并遮蔽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丰富面相。 ⑩在国家学科设置上，中共党史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涉猎革命史的学者就是在此学科之内。在历史学科之内，真正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学者并不多。在我看来，中共党史、革命史既可以独立为一门学科，也可以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存在。不过，它无疑是一门具有政治学色彩的学科。 (11)参见李金铮《从“问题”到难题：“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解》，《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12)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按此而言，“新革命史”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3)不是全面阐述，譬如史料，在“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指导之下，相关史料范围一定会扩大，此为应有之义，不赘。另外，中共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乡村，所举例证中多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但并不否认中共革命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这一层关系同样值得研究。2017年10月14日晚，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做“新革命史”讲座，有一学生提出此问题，谨此致谢! (14)参见庞金友《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170、240～242页。 (16)参见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 (17)参见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8)参见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19)参见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20)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536、610～611页。 (21)它决不意味着完全了、结束了，我们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一切能够反思传统革命史观、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者，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譬如社会学者应星提出的“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给人颇多启示，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献和组织结构入手，将那些原本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术语及规则如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转化为学术分析对象，由此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以往革命史学者对这些研究对象不是没有注意，而是缺乏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的视角。当然，从我所理解的“新革命史”来看，以上问题也需要结合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以及各种“关系”等视角才能进行透彻的研究。 (22)把增强：《探寻中共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的多维面相——读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 本文原载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