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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研究的方法 针对传统革命史观及其著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将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大致归纳为六个方面(13)，并用我熟悉或研究过的例子作出说明： 第一，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 “政策—效果”模式，是我概括的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如果通俗一点，也可以称之为“两头”模式，即：一头是中共政权的路线政策演变，另一头是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由此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了艰难、曲折、复杂的革命过程，从而削弱了革命史立论的根基。在此模式之下，我们不清楚革命的路线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哪些人主导或参与了讨论，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哪些矛盾和斗争。更不知道路线政策是如何进行具体实践的，其间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解决的？尤其是农民面对一个陌生的党和政权，对革命的路线政策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无犹疑和挣扎？这些反应对革命的路线政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结果，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中共革命与广大民众之间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挥手—跟随”关系；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与农民的革命认同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逻辑。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俨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神话，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中共领袖及其政权的正确性、权威性。 以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钱粮征收为例，在传统革命史著述中，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典型的“政策—效果”模式。无论是合理负担还是统一累进税的征收，都是先叙述共产党的征收政策、征收办法之后，然后就是农民负担减轻，积极缴纳钱粮与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结果。从这种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钱粮征收政策的制定过程，更不清楚是如何征收的，尤其看不到农民以及地主、富农对征收政策的反应。事实上，在征收钱粮过程中，既有农民的讨价还价，也有地主、富农的抵制行为，为了少纳钱粮而隐瞒“黑地”的现象一直存在。而从农村社会的常识常情常理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除此以外，如果我们再参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和社会博弈论的方法(14)，就更能理解中共革命政策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明白钱粮征收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复杂关系。中共政权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才完成征收钱粮任务的。正因为此，才彰显了共产党的能力和光辉，也证明了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反之，如果像以往传统革命史观之下“一呼百应”式的称颂，是否可以理解为降低了中共革命的形象了呢？ 第二，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 历史创造的主体，既有英雄人物，也有普通民众，但传统革命史著述更多表现了上层权力和英雄人物，而忽略了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我认为这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一惯性作法之下，我们不清楚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也不清楚普通民众参加或支持中共革命的动力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一问题与上一方面有某种程度的重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角度。这一现象虽然在整个史学领域都存在，但在中共革命史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以1946～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的农民参军为例，对于中共革命来说，它与钱粮征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统革命史论著认为，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实行土地改革后，大批青壮年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15)暂且不论这一认识是否正确，关键是在这种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农民个体是如何看待参军的，更看不到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农民的心态及其行为完全被后来者代言了。其实，只要我们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出发，只要打破为农民“代言”的惯性思维，就不难发现：农民的参军动机是相当复杂的，有的农民的确是为土地改革“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而自愿参军，但更多农民的自愿参军，是出于获得房地、衣食、钱财、解决个人和家庭困难等个人私利动机。而有一些农民不仅不领土地改革的恩情，反而以逃跑、装病、自残以及公开对抗等方式对参军进行躲避与抵制。还有一部分农民，是被迫参军的。(16)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农民的以上表现其实是完全符合常识常情常理的，试问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冒生命之险呢?此外，如果我们学习和借鉴新政治史、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则更能加深对中共革命中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心态及其行为的理解。 小农经营方式下的农民，天生不是革命者。共产党的能力就在于不仅能动员他们参军，还能够通过政治宣传和思想改造等方法，使他们在参军之后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差别，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传统革命史观为了肯定革命政策的正面效果，更多地突显了农民土改报恩自愿参军的光辉一面，而遮蔽了农民参军的其他面相。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到底是提升了中共革命的形象，还是降低了共产党的作用呢？ 第三，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 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乡村史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从而影响了对中共革命史的深入解释，是传统革命史著述的第三个问题。中共革命根据地在乡村，革命队伍绝大多数也来自乡村，中共革命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因此称之为中国乡村史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正因为此，传统乡村社会极大地制约着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也往往与乡村社会基础有关。但不能不说，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基本上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就革命史论革命史，就党史论党史，对乡村史的了解和研究很少，由此缺少纵向的时间视野，缺乏连续性思维，这就使得中共革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根据地的民间借贷为例，在传统革命史观的表述之下，中共革命的减息废债政策一以贯之、所向披靡，对传统借贷特别是高利贷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解决了长期困扰在农民头上的高利贷剥削。在此情况下，减息废债政策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但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即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般简单和顺利，这一点是传统革命史学者所忽视或者难以理解的。一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借贷政策表示过不理解乃至不满。他们发现，在高利贷剥削减轻乃至废除的同时，有余钱余粮者不敢再向外出借，因此面临着借贷停滞的困难。另一个是，面对农民借贷的困难，中共政权对民间借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自1942年以后实行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办法，而不是像传统革命史论著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减息废债政策。当然，在革命氛围愈益激烈之下，新债利率能否做到完全自由是另一回事。(17) 其实，只要对传统乡村史有所了解和研究，就不难明白，借贷调剂对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这早就是乡村社会的常识、常情和常理了。而农民对中共减息废债之后借债困难的埋怨，恰恰就是乡村农民的正常反应。中共政权对借贷政策的调整，也不过是反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农民的客观需求罢了。可见，革命与传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革命史研究与乡村史研究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