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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对“党内联邦制” 的批判 历史上犹太人颠沛流离，备受歧视。19世纪末的俄国约有500万犹太人，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近2／3，成为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沙皇政府对犹太人实行区域隔离和行业限制，税负沉重，犹太人在此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压迫和歧视。[4](P117)所以，在19世纪末俄国出现的反抗沙俄统治的各种革命运动中，犹太人最先觉醒，表现出了抗拒外来压迫和歧视的强烈民族意识。就此而言，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希望保持“自治”甚至搞“联邦制”也是情有可原之举。但“联邦制在理论上只能用民族主义思想来进行论证”。[6](P27)联邦制建党原则同样是一种民族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奉行的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所以，崩得的主张一出现就受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召开之前，列宁在其主持的《火星报》上连续发表了《论崩得的声明》(1903年2月1日)、《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1903年2月15日)和《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15日)等文章，针对崩得的主张给予严厉批评。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章程中规定的“自治”已经保证了犹太工人运动可能需要的一切。“在其余各方面，都必须完全同俄罗斯无产阶级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为了整个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害怕这样的结合会发生‘多数压制少数’，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犹太运动的特殊问题上，正是这种自治可以保证不会发生多数压制少数的现象。而在同专制制度、同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依靠在经常共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建立一些各行其是的组织，不应当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政党而削弱自己进攻的力量，不应当造成隔阂和隔绝，过后再拿声名狼藉的‘联邦制’这种膏药来治疗人为的病痛”。[7](P104) 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仍执意要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党的纲领，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强烈反对。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被压迫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按民族特征把它分割开来，就会使它遭到削弱，因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竭力使民族之间的不和永远存在下去，以此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基础。列宁提议，如果崩得分子一定要搞联邦制，那就立即散伙而单独召开会议。列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8](P65) 会议期间和其后列宁发表了《崩得民族主义的顶峰》(1903年8月15日)、《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1903年10月1日)、《崩得在党内的地位》 (1903年10月22日)及《告犹太工人书》(1905年5月底)等文章，对崩得的错误主张予以全面的批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会议的发言中，列宁指出，崩得提出的“联邦制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把独特性和隔阂合法化，使之成为原则，提高为法律”。“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承认任何必然存在的壁障，因此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列宁直白地指出，崩得“已经站在民族主义的斜坡上”，“谁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自然就会希望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就得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关于让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接近和团结起来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9](PP.56-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