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斯大林对“社会民主联邦主义” 的批判 斯大林早年投身革命，1902年至1903年被沙皇当局所拘，监禁于巴统和西伯利亚，因而没能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关于崩得问题的争论。但他1904年从流放地逃出之后，很快便投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的工作，当年9月即发表了《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一文，表明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14](PP.12-14) 与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核心地位不同，斯大林作为格鲁吉亚人，当时主要参与的是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因而这篇文章主要涉及的也是当地的问题。斯大林在文中提到了三种“民族问题”，同时揭示了三种“民族主义”：第一种是格鲁吉亚贵族的“民族问题”及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第二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第三种是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及相关的民族主义。文章着重论述的是第三个问题。斯大林认为，所谓无产阶级面临的民族问题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俄国各民族应该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的全俄政党，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但在无产阶级正在建立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内部则出现了“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他们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分成各个民族的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从而硬塞给俄国社会主义者“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15](P12) 斯大林这里所讲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是指在高加索地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一个派别，包括“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格鲁吉亚联邦主义党”等。斯大林在文中择要性地反驳了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错误论调，指出联邦主义者引导的方向“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15](P12)然后，他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精神对党的民族纲领着重做了两点解读：“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其次，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15](P13) 显然，这里的第一点体现的是联合和统一的原则，打破民族壁垒，实现无产者的各民族联合。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建设中特别重要，因为俄国是一个民族众多、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封建专制国家。第二点体现的是阶级性原则，民族利益和要求必须服从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应该说，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正确阐发，与民族主义立场有着根本的对立。 斯大林没有对崩得及其“党内联邦制”主张做出直接批判，但他所指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都和崩得有着密切的联系及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列宁1905年9月在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人(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联盟——引者注)是为培育高加索的崩得主义而专门虚构出来的崩得的亲信，??高加索的同志们全都反对这一帮破坏组织的文人。”[16](P81)因此，斯大林对“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批判是对列宁批判崩得及其“党内联邦制” 的继续和延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