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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示和意义 “党内联邦制”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创建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民族主义障碍。上述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列宁具体针对的是崩得和亚美尼亚党的主张，而斯大林针对的是格鲁吉亚党内的错误倾向，都是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期间党内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批判。 研究表明，现代政党组织的权力结构可以分为集权制与分权制两大基础模式。政党联邦制或党内联邦制属于一种高度的分权制。与国家联邦制一样，政党联邦制在世界上也不乏其例，美国的政党组织即属于高度分权的党内联邦制。根据这一制度，美国政党的全国委员会对地方性党组织并没有直接干涉的领导权力，党的领袖对本党成员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对违纪犯规的党员没有纪律处分的权力，政党领袖寻求下级的支持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劝说、协商等手段实现，各地方政党组织都为各自层级的选举服务，无需上报全国性政党组织审批。[17]表面上看，这样的制度体现了党内的充分民主，实际上西方政党都是以组织和参加选举为目的。政党内部制度是集权还是分权，完全取决于各党政治资源的分配，取决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应有的组织原则是根本不同的。 崩得提出“党内联邦制”也并非无产阶级政党中的独创，在它之前，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其布隆会议上就提出了同样的建党原则。奥匈帝国(1867—1918)是所谓的“二元君主国”，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建立于1888年，1899年实行党内联邦制后，该党就变成了由日耳曼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小俄罗斯人等7个民族派别构成的联合集团。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地方组织，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拥有自主权；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被改组成一个由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组成的联邦机关。[18](P12)这种党内联邦制与奥地利的民族构成及其政治结构相对应。平心而论，尽管搞的是“联邦制”，但能够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奥地利建立起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实属不易，因此他们在第二国际中备受尊敬，被称为“模范党”。他们也自豪地把自己称为第二国际内的“小国际”。[18](P1)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党内联邦制”在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盛行的理论和实践。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此创造了一个典范。 俄国和当时的奥地利有着相似的国情，都是拥有众多民族的大帝国，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各自都有既联合又独立的工人阶级党组织。所以，在奥地利搞党内联邦制对俄国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抵制已成为“典范”的党内联邦制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的确是一个重大考验。但实践证明，在俄国要联合各民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党是根本不行的。经过十月革命，能够在沙俄帝国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列宁打破民族隔阂建立巩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有直接关系的。何况，奥地利党的典范效应也是很有限的。从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至1906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斗争目标是领导工人争取普法权。为了斗争的胜利，他们搁置民族分歧，维护了“阶级”利益，但当实现了斗争目标之后，原有的矛盾加上新生的矛盾便开始频频出现，原来统一的局面就很难维系了。而“党内联邦制”又恰为分裂增添了天然的组织裂痕。奥匈帝国1918年解体后分裂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其余部分分别并人意大利、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就由原来的联盟或联邦式政党变为单一民族政党了。列宁建党思想和革命路线指导下的俄国与党内联邦制下的奥地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列宁和斯大林通过对“党内联邦制”的批判，有力遏制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倾向的蔓延，促进了党的统一。此外，通过这种批判，也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和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统一性和民族特殊性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在俄国和国际共运史上，崩得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人们公认崩得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领导犹太无产者进行反对波兰、俄国以及犹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但是，崩得也讲求实现民族目标。它不单单努力使犹太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使命，而且也努力唤醒它的民族自信心，使它具有免疫力而不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并保持和发展犹太民族文化财富”。[19](P440)正因为如此，崩得除了早期提出“党内联邦制”之外，也成为稍后“民族文化自治”的主要鼓噪者。包括早期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奉行的都应是国际主义原则，与“民族至上”的民族主义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在组织建设上只能搞五湖四海，而不能以民族划界，搞成民族党。多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是阶级和民族利益的统一论者，但它首先是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服从的是党的利益和阶级利益，而不能颠倒过来。 对“党内联邦制”的批判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建过程中与各种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在列宁的建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应该有严密的纪律和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组织体系。为了保证党内团结和有效的工作，必须要有组织上的统一。如果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20](PP.130-131)所以，列宁和斯大林对“党内联邦制” 的批判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为列宁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内容。这对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有着双重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